话说上午在御花园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美女佳人，兆华心情大好，食欲也大振，中午一顿饭吃掉半只脆皮鸭子，喝了两碗鹿茸银耳绿豆粥。
饭毕，兆华按计划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召对魏源。
记得数天前魏源第一次被召见的时候，兆华和他从头到尾都是谈的有关“夷务”的事情。关于魏源理论成就最高的今文经学和内政治理片言未提。
这一次召对，兆华就是想再听听魏源在内政和做学问方面有哪些建议。
“内阁学士臣魏源恭请皇上圣安。”已经换上二品官服的魏源看上去更加老成持重。
“爱卿在南书房可呆得习惯吗？”兆华关心地询问道。兆华昨日收到魏源的谢恩折后，便知道他已经到南书房走马上任了。
“南书房汇聚天下名士，魏源承蒙皇上知遇之恩，才得以忝列其中，怎会有不习惯的道理。”魏源恭谨地回答着。
古代读书人说话讲究谦恭有礼，大臣在皇帝面前则更甚一步，无时无刻不想方设法贬低自己、抬高皇上。兆华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自然有些听不习惯，不过时间长了，渐渐也就习惯了。
“朕近日又读到爱卿协助贺长龄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其中就“世”而论“事”，虽为编撰却也多有发明。爱卿以为，当下国家内政民生之事中以何事为最要紧。”
兆华拿《皇朝经世文编》作为谈话的开始，显然是想让魏源说些有关内政的实际事儿。
魏源自然也听出了兆华的意思，稍加思索便开口说道：“微臣以为，国朝之事以“三政”为要，此亦为历代先皇所垂训。而“三政”之中又以河工为最要紧。”
清代“三政”指的是盐政、漕运和河工这东南地区的三大要政，这个兆华自然知道，但为什么魏源说以河工为“三政”中最要紧，兆华却不清楚。
“爱卿倒是说说为什么是河工最要紧？”
“回皇上话，微臣先来说说‘三政’之中的其他两项，再做分析。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陶文毅公为打击私盐，遂改纲行票，之后又经继任陈銮和陆建瀛二位总督多方改进，目前制度日趋完善。至于漕运，乾隆年间以后每况愈下，如今漕运运费更是比海运高出三成以上，既然海运已成常法，则臣以为漕运自当全面废止才好。盐政日趋完善，漕运则应废止，所以说此两项都并不要紧。”
应该说魏源说的这两点都是非常中肯的意见。盐政经过陶澍和后续等人一系列改革，漏洞虽然还是不少，而且私盐依然猖獗，但那是固有的问题，只要有高额的盐税存在，即便再有效的制度依然还是有空子可钻。所以，历史上即便到了民国之后盐税仍然无法妥善征收，由盐税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三十年代以后盐税被迫废止。
漕运虽然在古代中国对南粮北调发挥过巨大作用，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清代的沙船已经可以安全地航行于江浙到天津的航线上。而漕运则始终面临着大运河中段水量不足的问题，常用的“引黄济运”的办法则是饮鸩止渴，泥沙淤积于运河河道造成年复一年的黄淮水患。
历史上，由于运河淤积，清代在1825年至1826年期间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海运的办法运输漕粮，但第二年运河通航后，又恢复为河运。道光并非不知道海运“多快好省”，但负责漕运的上至两河总督，下至纤夫水手全都吃的这碗饭。而且这个势力也是相当庞大，以至于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妥协，说白了就是动用国库的银子养活着这几十万人。
清朝国家军队也不过几十万人，若再多养活积十万人，财政负担可想而知。而且漕运还是的温床。漕政衙门冗员充斥，原本可由一人担任的押运官往往分派两人甚至四人，各省、道、州、县都派员押运，说白了就是都来瓜分。据说每个“总运”可得二三万两，一个重船押运官二三千两，一个空船押运官千余两。在和珅以及之后的穆彰阿时代，漕运衙门的“肥缺”都是要从他们两位手中直接购买的。
国库拨发的钱是不够这些人瓜分的，于是：押运官勒索护兵（为船只护航的世袭兵士），护兵勒索州县及水手。水手则夹带走私，贩卖私盐，而州县在征收漕米过程中以“耗米”为由严重浮收，盘剥百姓。
百姓中有点势力的士绅们自然要反抗，最终一切的恶果就都转嫁到了贫苦老百姓的头上。大运河两岸有的是繁华喧嚣，有的是纸醉金迷，但更有的是天下最穷最苦的老百姓。
道光二十六年，运河再次淤塞，面临鸦片战争后财政入不敷出境况，朝廷最终把海运做为常制固定了下来。但运河通航时，仍有一部分漕米由漕政衙门负责运输。
“爱卿方才的意思难道是彻底取消漕运，并裁撤漕政衙门？”兆华问道。
“微臣正是此意，微臣以为既无须再运漕米，则漕政衙门便无事可做，留之无益徒费国帑。”魏源正色道。
其实古代的大臣们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好与不好”或者“该与不该”而不是“行与不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尤其是那些清流官员们，动辄拿起道德大棒，发些书生之论，而从来不从实际出发，设身处地站在皇帝的位置来衡量利弊得失。
魏源说的倒是轻松，可砸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饭碗会那么轻松吗？几十万人瞬间失业，面临吃不上饭的危险，难道连个动静都不闹？
于是兆华说道：“爱卿想法是好的，可一下子让那些世代以漕运为生计的人们顿时衣食无着，难保不会生出些乱子来。此事可从长计议，爱卿继续说有关河工的见解吧。”
源稍微理了一下思路，道：“微臣早年曾在两江总督幕中参与过河道修缮的工作，后在兴化、高邮期间也详细勘察过治河之事。如今，河工的花销在平常年份虽有定额，但数目仍然不少。仅以南河三百万两论，臣窃以为能花到实处的不过十之二三，其余均为冗吏贪官所瓜分。河工历来是国帑之大漏厄，还请皇上明察。”
其实“河工为国帑之大漏厄”早已是尽人皆知，负责治河的人们大多世代相袭，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清朝水利部下辖的黄河、运河等河道管理局只招收内部子弟进入，不过正处级以上干部可以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
河工利益集团有个“优良的历史传统”就是“吃上顿的时候牢牢惦记着下顿”：他们修缮河道时故意降低质量，甚至留下稀松的缺口，这样来年无灾可变成有灾，小灾可变成大灾。目的则不外乎一个“钱”字，就是以治河为名，花朝廷的钱，肥自己的腰包。至于水灾能淹没良田、使数以万记的百姓流离失所则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河道总督虽说可以时常调换，但这个利益集团却始终根深蒂固，因为在“瓜分治河款项”这个共同目标面前，上至王公大臣、户部书吏，下至办事官员和世袭河工们利益是趋同的。上百年的潜规则更是将分赃办法具体到每个职务对应多少钱上。
乾隆朝以后的历任皇帝都想彻底整顿河务，但最终无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归根到底就在于这个利益集团和内务府一样，已经是铁板一块，外来的官员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若进行的改革损害到大家的整体利益，那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兆华是知道这些的，更知道治理河工问题的难度和重大意义所在，因此也就急迫地想知道魏源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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