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0三。我的自然老师——半世纪后的纪念（2）
予生也晚，当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时，我才是个小学生，所以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后来通过政治学习，知道了一些，也还是不太明白：“自己跳出来”的右派多是些教授学者那样的大知识分子，怎么后来就推而广之，“扩大”到一个并不搞政治的教自然课的普通老师头上了呢？或者，右派分子一开始是“跳出来”的，后来就是“找出来”的，再后来就是“挖出来”的？
直到一九七八年，即二十年之后，“右派分子”才被彻底平反。我的自然老师在这期间一定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磨难，但我相信，以老师的幽默和乐观，一定能够挺过来。
近来看清朝的历史，发现那时也有类似的大批判，不过不叫“反右”，叫批判“名教罪人”。而且，这个“名教罪人”的恶名是由皇帝亲笔所写，勒令挂在门前，下旨令京城所有大小文官写诗批判，这个倒霉的人叫钱名世。
钱名世何以获此罪名？他本是康熙选拔的翰林，曾写诗赞扬了平定西藏有功的年羹尧。雍正即位后，认为这位“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找借口将他下狱并赐死。这样做了雍正还觉得不解气，连说过年羹尧好话的钱名世也不肯放过。于是将钱罢官，并赐给他一顶帽子：“名教罪人”。
圣意如此，三百多名官员于是迅速表态，对钱进行批判，真可谓轰轰烈烈了。有批钱是“虚声盗窃志卑污，又向私门事谄谀”的，有骂钱是“颂扬奸恶罪非轻，谄媚何缘与性成”的；要说是批判得够深刻，够触及灵魂的了。所有这些骂钱名世的诗文最后还成刻印成书，由官方作序，算是郑重其事的一场运动了吧？
其实，“虚声盗窃志卑污，又向私门事谄谀”，以及“颂扬奸恶罪非轻，谄媚何缘与性成”，说是那些批判者的自我表白，倒更合适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参与这次大批判的一些人，不久自己也遭到了更严厉的“批判”。礼部侍郎查嗣庭就在“批钱”之后的五个月，到江西主持科举考试，试题是“维民所止”，被人告到皇帝那儿，说是“维”是去“雍”的头，“止”是去“正”的头，总而言之是要杀雍正的头。结果查嗣庭不但自己为此丢了性命，还牵连了家人。
鲁迅说清朝的文化**是“恶辣”而“博大”，说得真是尖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可如今在电视剧里，这三位皇上都是一身正气，堪称国家领导干部的楷模了。
历史在不断的演绎。今天演绎过去，过去又演绎着现在；中国人就是老在这个怪圈里反反复复。
说到鲁迅，又不禁想起一九五五年批判鲁迅的好友胡风时，居美的胡适博士叹道：“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无独有偶，党史理论家胡乔木在十年浩劫之后也醒悟道：“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他们这绝不是“戏说”，而是一种可以合理预见的“真实的假设”。
有鲁迅的一段话在此：“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以鲁迅的脾气，不当右派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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