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反右派斗争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我们1959年毕业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带着一个“团内留团查看一年”的处分，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两年，虽然上课、实习、写毕业论文等等与学习有关的各种活动，我能够正常参与，但是，在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已经成为大多数同学的对立面，只是始终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通风报信。
运动开始之初，系里以年级为单位，召开党团员会议。唐彬主持会议，一个党支部委员念了《人民日报》社论。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党团员会议上，唐彬板着不太光滑的、好像面对战场上敌人一般的铁青脸，严肃的、稍微有些颤抖的山东口音高声告诫：在我们系里，有右派言论，有敌我矛盾，要求有问题的同学要主动交代问题。同时要求同学们积极参加反右斗争，揭发右派言论。等等。
散会后，我和杞芳根据对会议的理解，找到周易，希望他争取主动，承认错误，以减轻可能遭遇到的惩处。
我：“周易！要反右了，我们刚刚开完会。”
周易：“闻到火药味了。”
杞芳：“你平时说的话和右派言论能对上号的，好好想一想，主动向党支部交代交代。”
周易看了看我们两个，现出一丝阴冷的微笑，说了一句，“幼稚！”
很快，党支部就把杞芳和我找去进行批评。说我们两个与周易的谈话是向资产阶级右派通风报信，丧失了共青团员的革命立场，已经站到了阶级敌人一边。
其实，我们两个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党团员会议的精神；如果换了柳骏或昆岫，不仅不会有问题，还会受到表扬。看起来，我们两个已经被圈到革命阵营以外去了。
杞芳对我说，“我们两个找周易谈话，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场，党支部缘何知道的如此之快！”
我：“大概周易主动去党支部交代问题去了？”
杞芳：“幼稚！”他是用周易的语气说的。
写检查
既然被划过去了，交代问题是必须的！整风会我很少参加，也没有发言，没有成套的“右派言论”。既然把你推过去，为了表现认真悔改，就得从日常胡言乱语中去搜罗能够上纲上线的言论。写检查是一个不断“提高”，内容不断增加的过程。通过团支部大会、同学们提醒，现在能够记得住的主要问题大概是这些：
首要的是党团支部认定的在整风运动中逃避开会，对整风运动持消极态度；以及在反右斗争开始之时向右派分子通风报信，丧失党团员立场。
其次，也是要命的，是周易揭发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闲扯的时候，我讲了在密山（知一）南门外住五叔住过的房子，门前有一颗大柳树，房后有一片灯笼果灌木丛……，坐四匹马的毛子车去杨木岗外祖父家，回忆一些小时候的生活；周易说，这是“留恋旧社会”，“美化旧社会”。另一个问题是在反右斗争之前、在宿舍和周易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在周易滔滔不绝评说之后说的那句“看来我们是处于黑暗的历史时期。”这被认为是很反动、十分恶毒的语言。
再次，五一节早晨在床上发牢骚说的那句：不如五一节前死去……。等等一些不负责任，不考虑影响的胡言乱语；包括那些不顾前因后果、断章取义的、可以属于或近于右派言论的言论。把这些言论交代出来，以表示态度老实诚恳、彻底转变立场的决心。
写检查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深挖社会根源、思想根源。这一部分可以没有事实，尽可能地说得严重一些。不可避免地要把三爷、六舅、五叔被镇压，外祖父土改被斗争等等都重复写进去。还要检查自己受阶级敌人的感染，立场动摇。
最后，还要给自己的问题定性。当时有两个概念：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敌我矛盾，如果是后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结论是很不好下的。自己说是认识问题，怕过不了关；自己说是立场问题，心里通不过，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反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敌人。经过多次参加批判（其他人），看报纸，反复掂量，对于自己应该下的结论基本形成：丧失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论。
批判会
每一次批判会之前，都要事先写好检查提纲，嗣后再写一份详细的检查。写检查对于我来说，不是难事；一个人跑到图书馆，找一个背静的地方，尽可能别把同学们新提出的问题遗漏，上纲上线，写的蝎虎一些，就算完成任务。
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检查，然后倾听大家的批判发言，生怕有谁再给你提出一个严重的、上纲上线的问题，心中实在是难以忍受。诸如分析问题的性质，挖思想根源等等务虚的发言，无关痛痒，那是越多越好。譬如，师中兴，已婚，是我们高中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有一次睡觉从上铺跌落到地上，没有受伤；平时很少发言，在面对大是大非的反右斗争中，不发言是不行的。他从不说别人的事实言行，而总是声色俱厉地挖根源、找危害。他批判我的时候说了一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至今记忆犹新。
尽管很多同学都和师中兴一样，每一次开批判会的时候都是说些陈词滥调；说些开脱的、减轻我的“罪行”的话语，我还是害怕类似小王那般的积极分子，周易那种反戈一击、要命的揭发。一次下午，在三楼一个教室开批判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徘徊在窗下的榆树墙边上。我抬头看看教学楼，头脑中突然出现一个景象：从四楼礼堂的窗户跳下来……，如果摔不死……，住院？无法参加斗争会？或者出现了什么人力无法控制的大事件，斗争停止？小王大声疾呼：“开会了！”吓我一跳，我打了一个冷颤，下意识地拍了一下头顶。在登上楼梯，回教室的瞬间，自己安慰自己：一切都让时间去决定吧！
谈话
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个人分别和我谈过两次话。这大概就是“拯救”。
第一次，是在1958年，多次批判会之后，支部杨书记，把我找到她的宿舍，分析我的问题，提出改正错误的方向等等。其中，她说道，“你呀，让人家卖了都不知道……”自然，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第二次，是在1959年毕业的前夕，学校团委对我的处分还没有下来之前，小王找我谈话。小王在毕业前入了党。当时他是什么干部，我还真的不清楚。这次谈话好像没有主题，总的看，还是围绕政治问题，局势问题……。说着说着，我说出了如下一番话，大意是：历代新建立的政权的统治者，都是企图把统治的国家治理好，不可避免的要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我和孙殿卿把谈话的情况讲了一遍。
孙殿卿：“你呀，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谈话之后有什么动静没有？”
我：“还没有什么征兆。难道，小王是在套我！”
孙殿卿：“等着吧！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批判会白开了。你这个团员，还赶不上我这个白丁。”
果真如孙殿卿所说。
处分
毕业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右派分子的名单已经确定。我们班定了两个人，一个极右分子周易，另一个是部队转业的姓刘的同学。我和杞芳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就要感谢**定的阶级敌人的比例为“百分之五”了！我们班毕业的时候大概40人左右，只能有两个右派分子名额。我和杞芳算是没有戴上帽子。
大约是党支部杨书记找我谈话之后，团支部开会，处分我和杞芳。经过检查、批判，最后，我和杞芳都是根据全体团员的提议，然后一致举手通过的处分是：批评（是团内处分的最轻的一级）。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快毕业了，学校团委的处分决定批下来了，我和杞芳都“改判”为“团内留团查看一年”团内最高级的处分。这是套着脖子上的枷锁。参加工作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新的工作单位团支部“监督”下，总算卸掉了。为什么“改判”？我分析，杞芳涉及“三大改造”等等社会问题较多，问题性质比较严重。至于我，大概不无与小王的那次谈话无关，真的让孙殿卿说中了。
（2010年9月15日17: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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