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离轨者
陈韵琳
当一种流行趋势在漫延中，而且持续漫延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没有一种流行，可以只靠商业炒作就生发，流行，多少反映出接受此流行的人群的心灵，可能是一种渴望，是一种认同，是一种需要感……，这种渴望，认同，或需要，甚至也浅藏于研究流行者——譬如我——的心中。武侠小说，于五零年代起在港台造成大流行，自今仍深深影响很多青年学子，八零年代以后，又开始大风行于大陆，九零年代，反回来影响台湾的电影界。到底武侠小说有什么魅力，如此深的影响港台大陆？我将分两次来谈武侠。这一次，我集中于探讨「侠」与「中国」。下一次，探讨「武侠小说」。
侠的兴起：
侠，根据考证，是音转于陕西的方言「人廷」，念做ㄆㄧㄥ（二声），意思是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字型则取自「铗」，念做ㄐㄧㄚ（二声），此字是剑的别称。中国远古以前的图腾崇拜是「龙蛇」，透过这种图腾崇拜，得到一种神秘感，一种彷佛超越的宗教体验。而「龙蛇」与「剑」常被认为能互相化育合为一体的。所以龙蛇与剑都是中国的「原型」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典籍常有剑变形成龙飞天的记载。中国侠的出现，按记载应是东周末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周仍太平时期，有一种特殊的介于贵族与平民的阶层，称之为「士」。这阶层兴起是为了遇战事时保护农家，他们也是由地域氐族中选拔而出，授以特别训练，能文能武的特殊份子，平日仍与氐族同居务农，需要时才徵召。所以「士」阶层对亲族乡里自有特别的情感，也特重义气。到后来，「士」不再务农，专职武士了。武士到东周末年，春秋战国时代起了转型。中国的春秋战国，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央崩坏，小国纷起。就在这时候贵族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给了平民社会一种新的可能。当然「士」因能文能武，比别的平民更有机会改变。于是「士」按两个方向流动，一取其「文才」，藉恢复夏商周礼乐传统而成「儒士」，一取其「武」协助当时代的有志之士抒展抱负而成「侠士」。而孔子与其门徒子路，冉有，樊迟按史记记载，应当都属于武士阶层，后走向「儒士」。儒士不断透过游说挤入权利核心，强调经世致用，强调礼，仁，正道与忠恕。为要得君王信任，其游说观点，当然会以巩固政权为基础，来发展王道观点。侠，则于战国时代被养士之风鼓励。这些被豪门礼敬的侠，与豪门间发展出互相敬重的平等交往。侠本属平民，被贵族豪门看重，自是以义气相报。所以有些侠，后来会作了刺客，不惜为其权贵牺牲性命，原因就是在「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图报心理，也就是说，侠产生后没多久，其「义」的对象就是倾向个人与个人间的情感关系了。这跟儒士，最终是南辕北辙的走向。儒必须合乎治世的常轨，侠则有如文化离轨者，不容易被约束。
侠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侠到了即将大一统的秦帝国，命运就跟儒士天南地北的不同。很多侠起而行刺秦王，不是因著对母国之忠，而是因著对朋友之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荆轲，临行刺前高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后果真为燕太子丹牺牲了性命。当然，秦一旦大一统，一定先除去这种不容易被约束的侠。所以在焚书坑儒这要求思想统一的举动之际，秦也强行透过政治手段压抑侠。但秦统治政权并未维系太久，随即由汉取代。汉高祖由平民起家，对侠依赖甚大，不敢有所压制，导致汉初年养士之风重新漫延，侠势力坐大，且有跟地方氏族豪强有地缘血缘，形成派系之势。侠重然诺，为知己者死，这对政治中央是尾大不掉的威胁。而这种危机意识，对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透过伦理以规范道德之义的汉武帝不可能不知道。汉对付侠的方法有几招，一是透过怀柔，让侠做官，然后用被怀柔的侠来逮捕侠，使侠自相残杀，其次则是用酷吏对付不肯被怀柔的侠，还有就是强迫侠迁徙，远离地域上同党派富豪或血缘亲族人脉。收编后的侠，汉武帝用来做派系斗争的工具，或打击宦官外戚，或打击外藩，或地方豪族。侠失去独立个体，学会投机的与各种势力结合。至于不甘被收编，又侥幸没被酷吏逮住的侠，潜至民间不敢声张，久而久之，就被视成地方流氓，地方帮会，失去侠原本的力量。秦汉既政策性的重文轻武，汉又这样的收编压制侠，以外儒内法的方式整顿权力，兴太学观礼仪读经论理，最终造成中国千百年来的儒家治世文化。侠，从此在史书上消失匿迹，不再构成威胁。等到魏晋重回乱世，贵族有机会养士，侠有机会复出，侠的风气却已改变，都很有政治野心，跟政治投机性的挂勾。自唐以后，因为开始武举，侠甚至根本就是在边塞作军人的武官。到宋以后，仅有一点早期侠遗迹的，是绿林，或是民间武术卖艺。他们为求生存都结成集团，有江湖定规的义气，重视武德，严守师徒关系与武术隐密传承，但是荆轲不再，绝不涉及政治。唯一的侠义节气，都保留给抵御外族了。
宋以后的侠，就是大多数武侠小说的背景。
所以我们会在武侠小说中看到派系，看到师徒间近似血缘地缘的伦理关系，看到武林中的侠对「做官」极其鄙视（因为真实历史中扼杀侠的，正是政府的收编做官），看到侠将一切对于「正义」的渴望，全数放进了与异族，诸如契丹，金，蒙古与清的斗争里。儒士与侠士，源出于一，结局竟是天壤之别。
文学对侠的呼唤：
儒家治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传承，原因是：透过君臣父子伦理的强调，以及内圣外王，倒推外王必内圣，致使皇权必然合理合法的思想系统，对统治者是很好用的工具。可是很显然的，这不是人世间唯一的「义理」。
侠以其情义然诺，推出另外一种很个人性，非体制的人际伦理，这是另一种「义」的可能，可以用来制衡正统伦理义理的可能偏颇。但是侠却在仅止于报知遇之恩，尚未扩延长大成另一种政治伦理的制衡体系时，就不幸有了悲剧的结束。因此中国文学中，一直有一种「侠情侠义」的心灵呼唤。
打从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开始，司马迁就对侠文笔下不自觉流露同情。司马迁本人是个拥有真性情浪漫惜才的人，他因为爱惜李广孙子李陵的少年英才，力保他带兵北伐匈奴，没想到因政治内部斗争，李陵失去后援，兵败被俘，后又谣传李陵降匈奴，李陵全家被抄斩，司马迁入狱且受腐刑成了太监。后来才知道李陵降匈奴是个误会。武帝曾想接李陵返乡，但李陵说不想再受辱，宁可留在异乡，最终抑郁死去。至于司马迁，尽管后来被释，耻辱却也成了终身印记。因此出狱后的司马迁，继续写史记时，下笔就在字里行间隐含对当朝武帝的疑惑，对正统义理的质疑。
「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就是此心情下的产品。很可以说，他藉「游侠」「刺客」列传点出他对正统王朝之义理的疑惑，渴望著侠的世界的另一种义，这义是在非政权压力下，非只对国君与王朝，而是人与人间平等情义的对待。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整个人的特质，显然受道家思想的自然主义影响，要比儒家思想影响更重。从史记以来，书写侠的文人，好像多多少少都踩踏了司马迁的类似人生。
侠义与离轨，隐逸：
除了史记，在魏晋到唐朝，也出现非常多的咏侠诗。如西晋左思的「荆轲饮夜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陶渊明：「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钱起：「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曰斜斜。」当然，最会咏侠的首推李白了。喜欢书写侠的文人，都有一个颇类似的通病：个性豪放不羁，不拘儒家治世礼法，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改变性情。当然个个「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就都很不顺。但是在中国体制下，除了做官，还有什么道路可以抒展雄心壮志呢？于是诗文，就成了投掷理想的所在。譬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稽康，为人就很不甩为求做官逢迎拍马的儒生，他也是个爱咏侠的诗人，还喜音律，一首广陵曲，被传闻为天人传授的天籁。稽康后来果真因得罪一个平步青云的儒生锺会，被设计杀害。这就是为什么金庸以「笑傲江湖」讽刺政治，要拿稽康广陵曲改编的「笑傲江湖」曲，跟武林密笈「辟邪剑谱」作对比了！前者正是中国内圣外王儒家治世下的离轨代表，后者则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很有意思的是，咏侠诗人隐逸或道家放浪形骸的文化也很盛，譬如陶渊明与李白，更是隐逸与放浪形骸不拘做官的典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早已成为人人朗诵的名句。这正证明了侠，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象徵，是对正统的一种质疑甚至是反叛，想在儒家伦理义理所提出的规范之外，呼唤另一种可能。只是很不幸的，除了离轨放浪形骸与隐逸，并没有别的出路。因此正统继续是正统，离轨者永远像起初的侠，有著被收编被酷吏对付的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中侠的世界，总是对正统的是非界线有很多迷惘，对弃侠去为官有很多的鄙夷，甚至仇家正是当官为政的或皇帝本人……，这都跟历史中侠的收编消失，与文学中对侠的继续呼唤，有非常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侠的隐逸，也说明另一种义理，在中国文化直到现今尚未寻见。身为读者，我们将情感投射进侠的世界，也就是不知不觉的对文化传承提出一个问号：除了内圣外王外王者必圣人的正统义理，除了政治，伦理，哲学浑然一体的正义答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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