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幼儿：先秦的游侠
执剑之族——远古的尚武习俗与侠的萌芽
1．远古尚武习俗的流传
武侠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因素。我们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其形成的原因和初始面貌。
远古尚武习俗的流传：
我们的远祖曾是个十分强悍好勇的民族。考古学家们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山顶洞人以及较晚的黄河流域人常在尸身周围撒上红色颜料——一种朱砂或赤铁了粉。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花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陶的血红线条，夹于两条平行线中。红色是鲜血和生命活力的象征。
原始中国人对红色的偏爱，是我们远祖强悍的种族根性的体现。
东北沈阳的新乐文化遗址曾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鹏鸟图腾；西南各族“至今还不同程度地保留其原始氏羌的虎图腾遗迹”；而活跃于中原各地的原始部族曾有着悠久的“敌血”习俗。这些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我们民族勇武强壮的根性，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除了种族的根性，我们远祖强悍的民族特质还由当时艰难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设想，分散活动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华夏诸族，在极其原始的生活条件中，需要怎样一种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生存意志。据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我们的远祖经常遭受猛禽狡兽的袭击。所谓“鸷鸟攫老弱，猛兽食瑞民”，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适者生存，有着强壮体魄的人生存了下来，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伐木杀禽兽”。
上古时期部落间频繁的争战也是我们远祖形成强悍的民族特质的一个因素。恩格靳曾指出：“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复仇。……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这种血族复仇的原始意识往往酿成部落间一些大规模的械斗。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与帝争而“操干戚以舞”，这些上古“英雄时代”的传说，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间流血冲突的变形记载。规模最大的是炎、黄部落联盟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蚩尤部落联盟间的琢鹿之战，这两仗都打得“血流飘杆”。动荡不宁的生活和频繁激烈的战争造就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易》经中“屯如，蟪如，乘马班如”的驳辞描绘了我们远祖的习性。部落中一些体魄雄伟、气力过人、轻命勇武的人往往为其他成员所推崇所信服，从而成为首领。史籍载黄帝好“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并传说蚩尤“铜头铁额”。就是说出入常戴着战盔，给人以一种赳赳武夫的感觉。
数以万年计的漫长的史前时代形成了中国初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习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农耕和习武大概是一般百姓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了。在人们聚居的乡间，平时大家在“春蓖夏苗，秋祢冬狩”的间隙演习武事。据《周礼·大司马》记载，在春天，军事长官挥舞旗帜召集乡民，在田野练习布阵和战法，了解击鼓鸣金等军事号令的含义；到了夏季，乡民们铺草宿营野外，还进行夜战训练。并识别军事标志；秋天时，乡民们练习出兵行军，辨明军队中各种旗物的用途；入冬后，进行全面的检阅，且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像这样的举动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地进，久而久之便成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习惯。每隔三年，则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军事训练。“四时讲武，三年大习”，虽带有儒家对于古代社会的理想色彩，但毕竟透露了中国初民习武生活方式的消息。
远古的学校，最初就是未成年人集中起来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场所。教学内容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内涵与后来儒家经典所描绘的不同。那个时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学校以军事训练（射、御）和祭把礼仪（礼、乐）为主要教学内容，识字（书）和学算（数）只是一种基础知识。被称为“师氏”的任教老师是由军官担任的；古代教师的尊称——
“夫子”，也源于“千夫长”、“百夫长”等军官的职称。这样，从成年人到未成年的少年儿童，几乎全民的主要社会生活都与习武有着密切的关系。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那时，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要“投诸茔外以罚之”，因为“无勇”是最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平时，败军之将和在战斗时畏惠不前的懦夫连演武都不准参加，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则是最大的耻辱。在祭祭祀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十分壮观。古时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桀俊”——都是跟“形貌壮大”的有勇力的武士有关，可见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存在。为侠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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