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发生仅十分钟之后。
景西广场西南角。
金盾大厦是珩州市唯一的一幢有着二十三层高的最高建筑物，珩州地区公安机关及其下属的交警、刑警、巡警等直属单位都全部在此办公。
在第十九层的珩州地区公安局小会议室里，局长周常、副局长苟石品、刑警大队长铁权及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已经坐在那里，只等去景西广场处理现场的副局长薛剑刚赶回来后就马上开会。
周常一脸严肃，正在同谁通话：“……嗯……好……好……嗯,马上送过来,……好,再见。”
这时薛剑刚走进屋，周常关上手机,对薛剑刚说：“坐吧。”
周常双眉紧蹙，正声厉色地对大家说道：
“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交通事故，而是一起蓄意谋杀案。”周常看了薛剑刚一眼，继续说：“……在珩州城区的最中心、交通管制最严的景西广场，肇事车辆在眨眼之间竟从我们数名交警的眼皮子底下跑掉了，而我们事发当时就立即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肇事车本身不可避免地会留有血迹，它逃跑所经之处会无人目睹？它逃跑所经之处会没有人？……”
这时交警支队队长马腾突然敲门进来,将一个包送到周常面前的桌子上转身就走。周常赶紧叫住他：“拉走死者的人和车的情况查清楚没有？”
马腾立即站住，回答说：“正在查的过程当中。”
周常说：“跟这附近的所有医院联系没有？如果说她需要抢救，送去的哪个医院也是一打听就会知道的。”
马腾说：“联系了，附近的，甚至整个这市区的医院都联系过了，到现在离事发的时间也没超过二十分钟，开什么车也不可能就已经离开市区的。而且近郊的医院我们也都打过招呼了，叫他们一见到人就马上向我们报告。”
周常沉吟了一下，说：“按照常规情况她有可能被送去医院抢救，但是如果她已经死了呢？……但既然如果是送去抢救，他就该往距离最近的医院送，也该早就到了，为什么医院还没见到有送去的人？……赶紧查，抓紧查，查她的行踪，查拉人的那车，我不相信她会飞了！”他看都没看马腾一眼，右手背向马腾轻轻挥了挥：“快去！——”
马腾赶紧就转身出去了。
周常立即拿起马腾送来的那个包来翻看。
这是一个十分高档、价格昂贵的女人专用的小坤包。周常将包打开，轻手将里边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化妆品，手机，工作证，名片盒，一个很小的电话号码本，还有七八百块钱。周常首先拿起工作证翻开一看——一个绝代佳丽的彩色照片下面是其简况：
单 位 红都大酒店
职 务 总 经 理
姓 名 唐 荷
电 话 ××××××××
周常紧皱眉头，拿起手机在键位上按按停停地弄了好一阵，又拿出一张名片看了看，陷入了沉思……
所有的人都只是平静地看着周常。
稍倾，周常拿起手机拨通三处处长：“立即赶往唐荷家里，全面封锁搜查。特别要注意她的电话和与电话有关的所有东西，包括文字的和语音留言、电话录音，等等，……对,就这样。”
周常点上一支烟，对大家说：
“唐荷的手机里反映出一些重要情况：在她遇难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她同一个人通过六次电话，其中，有四次是这个人打给唐荷的，有两次是唐荷打给这个人的；另外，她还同另一个人通过三次电话，其中，有一次是唐荷打给这个人的，有两次是这个人打给唐荷的。”
周常看着薛剑刚，说：“你还不了解唐荷这个人，你先看看这工作证。”周常把工作证递给薛剑刚。
薛剑刚一看，立即被其艳丽所震撼，他心里说：“局长的意思是说……这唐荷有死于情……”
周常继续说：“我刚才所说的前边那个人打给唐荷的电话有一个是用座机、也可能是个公用电话打的，有三个是用手机打的。那个人最后用手机打给唐荷的一个电话是在事发之前五分锺；而在这个电话之前的一个电话，是唐荷打给那个人的，距唐荷最后接到的那一个电话也只有五分锺。”
周常停下，注视众人良久，才说：
“大家对珩州的地理情况都很熟悉：唐荷家住西城区，即在此正西边三公里多的地方，红都大酒店在此西北方两公里的地方，从唐荷家到她上班的红都大酒店距离仅一公里左右。这就是说，无论唐荷是从家里到单位，还是从单位回家里，她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景西广场。她为什么在景西广场出现呢？答案只有一个：她是专程而往。她为什么专程而往？在这并非周末、酒店业务正值忙时的黄昏时段，她可能去那里闲游吗？因此我认为这肯定是有人与她相约。至于是这个人约的唐荷，还是唐荷约的这个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与唐荷有约，并且这个人在事发前的五分钟同唐荷通了话。他们讲了些什么呢？假定他们的通话当中涉及到了唐荷当时所在的地点（这是通常打电话中一般的必不可少的问话），那么，仅仅五分钟之后，车祸发生了!如果真的仅仅是车祸事故，那么司机必然会临机采取紧急避险措施。但是，从目击和现场勘验的情况表明，司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是断然地加大油门从被撞倒的人身上碾了过去，那显然是必欲置之死地而方休。这，除了蓄意谋杀之外，谁还能做出其它什么解释吗？”
周常扫了众人一眼，接着说：“在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电话之前的几分钟，唐荷还接到过我前边所讲的另一个人的一个电话。这个人又是谁？他与唐荷通话又讲了些什么？他与此事件是否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他为什么在这之前三次同唐荷通话？而且我注意到：他这几次通话的时间都是在唐荷与前边我讲到的那个人通话的前后比较挨近的时间。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唐荷在今天下午再没有同别的任何人通过电话，当然我指的是这手机上记载的情况。这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与唐荷在手机上的通话可能说的就是有关这件事的话题；与唐荷在手机上通话的这两个人肯定都与这一案件有关。谁能排除我后边所讲的这个人同此次事件的关联吗？
“另外，从唐荷手机上的有关信息还可以看出：唐荷在她的来电线路上使用了转移呼叫；而转移呼叫的线路是她家里的电话——这一点可以由她的名片上的住宅电话号码加以证实——她把手机的来电转移呼叫到她家里的电话上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她是用的手机关机时‘未通转移’，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她是为了在夜间在家里关掉了手机的时候防止耽误接别人打进来的电话；如果她是使用的‘占线转移’、转移呼叫的电话号码是她办公室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她是为了防止在她上班时因手机线路忙不过来而暂时将电话转移到座机上。她为什么要转移呼叫到她家里的电话上呢？对于唐荷这样一个并非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个我们可以随便忽略的问题，也许，她是否想要记录下她不在家的时候别人同她通话的内容（当然不是要记录下她不在家的时候别人同她通话的全部内容，她可能每次回家以后都要对电话记录做一次整理和处理），因此我感到必须抢在对手之前拿到这些东西，否则，我们就可能再度陷入被动。”
周常说话结束时，往往习惯于借助一种手势的动作来帮助表达语意和情感，比如一挥手，一击掌，一磕桌子。此刻他是随手将面前桌上的坤包抓起往桌面上一掷，可他没想到这一掷，坤包落到桌子上时发出了点异样的响声。他就立即拿过来再仔仔细细地翻看，又用手一一捏揉，就触到一处有点儿硬；他就再仔细翻开一看，才发现包的内壁一方有一条小拉链口，他拉开，里边竟有一盘二指大的微型录音磁带。
周常正要叫人去拿录放机来试听，却见马腾拿着景西广场的交通监视录像带进来了，周常便先将微型录音磁带揀好，叫马腾先放录像。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录像从头至尾放完了，也根本没有见到车祸现场的任何镜头。
马腾自言自语：“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周常说，“这就是说，他们预先就已经将录像管制了。谁能管制？你们好好想想!他们计划组织实施得是如此的周密!难道如此周密就能藏住他们的狐狸尾巴了吗？他们就十分聪明了吗？恰恰相反，这正好暴露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正是他们愚蠢的地方。”
周常随即打电话对有关人员下达指令道：“三处马上与地区交通局城管局衔接配合，务必尽快查明景西广场交通监视录像被关闭期间所有与总控制室有过联系的人，重点是接近和进入过总控制室的外来人员……”
周常转向众人：“我们接着开会。”
两个小时以后。地委书记熊枫办公室。
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已经火速赶来。
省政法委书记华子龙指点着在座的人一一介绍道：“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珩州地委书记熊枫同志，珩州地区纪委副书记甄从民同志，珩州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钟向诚同志，珩州地区公安局局长周常同志、副局长薛剑刚同志；省公安厅厅长何建同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宁欣同志，省纪委书记佟刚同志。”
华子龙转向佟刚：“开始吧佟书记？”
佟刚说：“行，抓紧时间。你先说说吧。”
华子龙扫视众人一眼，目光停在薛剑刚脸上，薛剑刚全神贯注，华子龙说：
“来之前在电话上我听地区的同志大体讲了一下有关情况，案情基本上可以定性。根据省委的意见，现在把有关的几个同志请来专门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景西广场血案**了一盘举报录音磁带，录音磁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牵涉到地区的个别重要人物的重大罪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举报者；二、景西广场一案非同寻常，案件的侦破需要寻找一个有效的突破口。下面请周常同志先说说有关情况。”
周常便先就案子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汇报，然后说：“关于寻找举报者这个问题。举报录音磁带是在景西广场谋杀案现场发现的，是从被害者随身携带的包里发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盘录音磁带就必然与景西广场谋杀案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初步判定死者不是举报者，那么，寻找这个举报者就可能成为我们侦破景西广场谋杀案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我们需要收集的更为重要的被举报者犯罪证据的关键所在。如果唐荷没死，当然这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那么，怎么去寻找举报者呢？目前我们可以从这么一个角度去确定举报者所处的位置范围，即：举报者肯定与目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地判定她就是处在目标势力范围核心层的一个角色。因为只有这样一个角色，才能了解、掌握那么多的有关目标犯罪活动的情况和事实。这是一点。另一点，举报者是个女性。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在目标的势力范围中心，有五个较为重要的女性人物：目标的妻子，目标的两个情人，目标的大儿子的恋人和情人。首先可以排除目标的妻子和目标的两个情人，因为她们的年龄与举报者过于悬殊，更主要的是她们没有站得住脚的举报动机和理由：目标的后一个情人与目标至今如胶似漆愿同生死；目标的前一个情人与目标有十来年的暗通私情，一直亲密无间形同夫妻，因此这两个人举报目标的可能性都不大。目标的儿子的情人是最大的举报嫌疑人，因为她虽为目标的儿子的情人，但是她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其真心和任何大的好处，因此她不能不感到莫大的冤枉和委屈，应当说她对他是恨多爱少的；而她又明明知道他有正式的恋人并且一直关系密切、发展正常，当然她就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不会不清楚。因此我们认为她要举报是最有理由、顺理成章的；而且从举报者的声音来看，她也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这一点目标的儿子的恋人也不例外，应当说这两个人都与举报者的年龄相近。”
周常稍停了一下，接着说：“可能有人要说：这完全可以通过户籍档案来寻查这两个人嘛。”周常自己笑了一下，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解决问题的话，那事情可就太简单了。麻烦在哪里？麻烦在于，在地区的全部户籍档案中，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可能都是化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内线做过了解，都说只知道她俩就叫现在这名字，从来就不晓得她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名字；就是在目标及其儿子的***中，大概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实名字的人也几乎没有，此事的具体缘由为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还就这两个人的名字问题做过多种研究：她们的化名是怎么‘化’来的，‘化’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一般的人的化名总是多少有些提出的根据，总是多少有着某种含意；化名是全化之名，还是保留着姓？因为现在许多女孩爱随母姓，或许她原先本来是随父姓，而在化名时就改随母姓了也说不一定。我们也通过电脑户籍档案对一切可能相关的人员做了一次大排查，包括年龄相近、姓氏沾边、个人履历、目前工作单位等等与这两个人情况可能有些联系的珩州地区的几千名女性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经过反复筛选后分别确定了五十个对象又更进一步地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确定的答案。
“第二，关于被害者的有关情况。”周常“唉——”地叹息了一声，“说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有些难于启齿。被谋害者的尸体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景西广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这种情况别说在珩州地区历史上空前未有，就是在全省甚至全国也史无前例。从我们当时的布控工作来看，可以肯定，死者尸体绝对没有运出珩州；而所有的火葬场也都还没有接到死者其人。那么，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唐荷是不是真的死了，唐荷还有有没有活着的可能。但是按照通常情况和一般推论来看，唐荷是不大可能还活着的，因为情况很明显，不要说那轿车车轮是不是碾着了唐荷，就是车轮没碾着，小轿车的底盘也就那么矮一点点儿，唐荷就是那么样的一个形体丰满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有几斤十几斤重的婴少儿，你说小轿车的底盘怎么可能一点也碰不着她？小轿车从她的身上飞快地开了过去她怎么还有可能从底盘下面活着出来？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解释和说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死者的情况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也是我将要在后边谈到的我们关于侦破景西广场谋杀案的整个行动方案的立论依据之一。
“第三，关于侦破景西广场谋杀案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步骤问题我先说个初步意见。
一、成立景西广场案件专案组，我任组长，薛剑刚同志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薛剑刚同志具体负责；成员由……”
………
从熊枫办公室出来，周常一路上还在回忆着自己刚才在向省地领导汇报时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不知道自己今天晚上在省地领导面前表现得是否尽如人意、有没有不该说或者说得不完全对的话，他一直是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车走在半道他才对薛剑刚说：“走，到我办公室。”
回到地区公安局，周常从公文包中将唐荷遗失在现场的那一盒录音磁带拿了出来，又从抽屈里拿出袖珍录放机，将磁带放进去，对薛剑刚说：
“这盘磁带，我在会前的间隙时间抓紧大致听了一遍。这是一个举报电话的录音，举报人掌握着目标的许多犯罪证据。但是从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有关部门还没有接到过这个举报。那么这就是说，是这个举报人把她要举报的内容制成录音磁带了但是尚未交出去就……这样，你先好好听听再说。”
周常就开始放录音。
磁带上讲话的声音是一个女性，年龄应当是在二十多岁。所讲的内容全部是揭发珩州地区行署一个重要人物的违法犯罪事实的，事例翔实，言之凿凿，听后可以使人对其所说的一切坚信不疑。
录音放了五十多分钟。
周常关上录放机，说：“咱们先不谈对录音内容的看法。我看首先需要从技术上对举报者和这盘录音磁带的有关问题做一个分析判断，你先谈谈你的意见好吗？”
薛剑刚在心里说：“这是局长要故意对我进行一次实际案例分析的考试呢……”于是他就特别认真地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有条有理地说：
“第一，关于举报者是谁的问题。从这盘录音磁带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明一点：举报人除非身处目标的核心部位，否则不可能对目标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因此我认为首先可以排除死者唐荷，因为唐荷在客观上不具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在通常情况下来看，举报者应当是录音这个人，当然也不排除例外。
“第二，死者与举报者的关系。这盘磁带来自于死者随身携带的包里，说明死者与举报者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从她们的这种关系，可以推论出这盘录音磁带为什么到了死者手里的缘由，这个缘由无非是这样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举报者因为某种原因把磁带暂时放在死者这儿；要么是，举报者因为种种我们不得而知的原因，想通过死者把这盘录音磁带交给有关部门或者机构。如果说都不是这两种情况，那么这盘磁带为什么到了死者手里、又怎么到了死者手里的，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了，而且也不符合一般逻辑和实际惯例。
“第三，这盘磁带与景西广场谋杀案的关系。这盘磁带是由死者随身携带在自己的包里的。死者为什么要在去景西广场的时候身带着这盘磁带？是她原来就一直将这盘磁带装在包里随身带着而在去景西广场的时候忘了或者说是来不及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别的地方的呢，还是她去景西广场必须要带上这盘磁带？如果不是因为后者，我认为她把含有如此重要内容的这样一盘磁带随便地随时装在包里带在身上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她应该知道，一旦这盘磁带丢失或者被人发现，将会直接给她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因此我认为，这盘录音磁带与景西广场谋杀案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或者说，景西广场谋杀案就是因这盘录音磁带而发生：要么是谋杀者为了阻止死者将这盘录音磁带交出去而将她扼杀，要么是谋杀者想索去这盘录音磁带遭到死者的拒绝而动了杀机。
“第四，这盘录音磁带的持有者已死，因此寻找举报者就成了我们下一步工作最为迫切的重要任务，因为只有她才能够为我们迅速查实被举报者的罪行提供最有力的帮助，同时还能为我们侦破景西广场谋杀案打开突破口。”
周常看看表，说：“凌晨三点一刻，怎么样？困不？”
薛剑刚说：“没事儿。”
周常把录音磁带放回保险柜，又从中拿出一份并未归卷的厚厚的文字材料，锁上柜将材料递给薛剑刚，说：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再辛苦一下。我上午还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先眯糊一会儿。你看完之后马上叫醒我，我俩再合计合计。”
薛剑刚点点头，就坐在周常的办公桌前摊开材料仔细阅读起来──
关于×××××××犯罪事实的初步调查
………
薛剑刚站起来走往里间想问周常：这个材料怎么在他这里放着呢？但见周常已经呼呼入睡，薛剑刚就不便弄出动静，轻脚轻手地回到桌前坐下继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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