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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六月初五日，早朝散后。
“曾爱卿，这几天你考虑得如何。这次外放你到湖南老家，朕报以莫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在湖南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一来可以为其他省份做出示范，二来也好防堵粤匪北窜，保一方平安。现在，把你这几天能想到的,都和朕说一说，不用顾忌什么。”
有了前两次的铺垫，曾国藩不仅知道皇上要重用自己，而且也察觉到当今的少年天子看问题之敏锐绝非常人可比。所以说话也就比较放得开，凡是自己想到的都敢于说出来。“回皇上话，臣自出仕以来未尝到地方任职，于地方事务不甚熟稔。只能先以平生所见所闻、所思所学纸上谈兵一番。不当之处肯请皇上严加批评。
“呵呵，那就先听听你的纸上谈兵。”兆华微笑着说道。
“臣窃以为地方行政之大患在于吏治不清，吏治不清的最大弊病在于中饱私囊。中饱上窃国帑，下祸百姓，历朝历代亡国莫不由此始。眼下欲使吏治清明，唯有举贤任能和化繁为简双管齐下方可治本；欲使中饱杜绝，则须授缙绅（注一）以事权，使缙绅承上启下方能使官员不被蒙蔽。”
“嗯，说的在理，继续说下去。”兆华道。
“臣谓举贤任能要害不在官而在吏，国朝开国以来全国官员皆从士子中挑选，可谓万里挑一。凡能苦读圣贤之书，考取功名者断无不明事理之人，即便有一二品德败坏之小人夹杂其中亦容易察觉，不足为患。本朝承前明之制，各地方州县胥吏多为世袭之缺，父子相承安能杜绝不学无术、道德败坏、不明事理者？恶吏一多便演化成一种风气，他们盘踞一处，对上欺瞒、挟持官长，对下欺压、搜刮百姓。所以，臣以为吏治所难者尽在于清查出恶吏，而改用心地淳良之人。臣此番出抚湖南打算革除胥吏世袭相承的制度，代之以地方缙绅推荐并由官员批准任命，以此做为举贤任能的措施。”
历史上清承明制，县衙、府衙等地方政府里面大不分办事人员，包括衙役、书吏等等都是世袭产生，父传子、叔传侄，如果没有近亲就以几百两或上千两银子把吏缺卖给别人。
应该说胥吏世袭相承绝对是吏治问题的根源之一，但却不是最主要的，不过曾国藩作为京官能看到这一步，尤其是能提出“以缙绅推荐”已经十足难能可贵。而且曾国藩“考取功名者断无不明事理之人”的说法，兆华更是不敢苟同。不过兆华现在不想打断他的思路，于是说道：“说得极好，继续说‘化繁为简’是怎么回事。”
“国朝开国至今已历二百余年，此间世易时移律例不断变化。律不足则以例补，例不足以案增。如今《大清律例》已异常繁冗不堪，官员因不了解律例往往被恶吏所左右……”曾国藩道。
“爱卿所说的意思朕明白，上月徐松龛面奏之时也说过这件事。朕打算近期诏令刑部改革律例，使去繁就简，以便于官员们不为胥吏所左右。继续说下去。”
“是。中饱之所以横行实为恶吏欺上瞒下所造成，胥吏大多非士子出身，见利忘义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臣以为授缙绅以事权，使之在民间形成对吏员的制约。由此也使得下情能够上达，上情能够下传，使官长不再受吏员所蒙蔽。”
曾国藩的这一段见解确实不差。清初为了镇压反清复明朝势力，满清政权曾多次下狠手打击江南缙绅。雍正年间为施行摊丁入亩，再次剥夺了地方缙绅的特权，这一改革虽然有好的一面，但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不仅使中国人口暴增，最终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注二），而且也导致民间在和官府博弈的过程中彻底陷入被动，胥吏阶层由此开始做大，成为清中期以后社会的一大毒瘤。（可能会有人疑问，曾国藩提出授缙绅以事权固然可以有效的制约胥吏阶层，但缙绅也不全都是好鸟啊！教科书中所谓土豪劣绅难道不是缙绅中的人渣吗？这里九哲是这样理解的，在中国价值信仰尚未崩塌的清朝时期，品德恶劣的缙绅毕竟是少数。至于地主恶霸横行乡里大多说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强力的中央政权，另一方面确实是和伦理价值的崩塌分不开的。）
兆华想让曾国藩一吐为快，说道：“爱卿所言亦是朕之所想。继续说下去。”
“是。微臣的第二个想法是精兵增饷。国朝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余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间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如今粤西剿匪久拖不决已显示出绿营之伍不堪为用，然察其不可战之原因主要在于平时饷银太少，尚不足以维持一家四口的日常生活。如此，前线兵将为拿到战时高额饷银而养寇自重，不愿出死力而战。若皇上恩准，臣打算到湖南后提高绿营士兵平时军饷，裁汰冗员，就现有之饷练出一支精兵，以备战时之需。”
“说得好！”兆华听到曾国藩的大部分想法异常合拍不禁喜形于色，朗声说道：“曾爱卿，朕这次派你到湖南是狠下了一番决心的。湖南是爱卿的老家，爱卿既熟悉三湘大地的风土人情也必有办法使政令畅通，因地制宜。虽然回籍做官于祖制不符，朕可能因此受责于御史言官，不过就冲你刚才的这番话，朕的苦心没有白费。”“
兆华顿了顿继续说道：“赴湘之后，但凡你觉得对国家有利的政令皆可先推行而后向朝廷奏报。军、政、财权具由你一人掌握调度，不必理会其他人的非议，至于后果和责任自有朕来为你承担。此外朕授你钦差大臣之权，对四品以下所有文武官员皆可先斩后奏，知府以下官员任免也由你全权负责。”
当兆华这番话说出口的时候，曾国藩深深地跪下磕头谢恩，“微臣曾国藩何德何能敢受皇上如此信任之专，此恩誓比天高，臣定当以死相报。”
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皇上的知遇之恩往往能激发起臣下的誓死效忠的决心，从秦皇、汉武直至清朝莫不如此。
兆华前世也是曾文正公的崇拜者，眼见给自己行如此大理，而周围又不旁人，兆华再也不好意思端着皇帝的架子了，连忙也站起身来说道：“爱卿不必行此大礼，快快平身。”
兆华虽然佩服曾国藩看问题的敏锐和根治陋习、改良政治的决心，但此刻若进行这么大的变动，得罪整个胥吏阶层，风险实在太大了。广西的太平军旦夕可至湖南，如果这些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胥吏家族和太平军合流，那么历史的轨迹恐怕就要从此改变了。
作为穿越者的兆华最大的优势在于了解那段历史，并由此做出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但如果历史的大潮这么早就发生改变，那他日后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里，兆便华打定主意要劝阻曾国藩，暂缓这样猛烈的改革。
注一：指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后来也泛指考取功名的读书人。
注二：18世纪英国社会学家马尔萨斯论证，人口增长的速度比食物增长的速度快，前者以几何级数增加；后者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如果人口数量超过承载这些人口的食物（资源）数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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