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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看到兆华有些诧异，而且也知道兆华是读过《海国图志》的，于是便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说了出来。
“启禀皇上，微臣在道光二十八年曾赴广东走访了粤东名士陈澧（念里），并实地勘察寻访了珠江口几处炮台和附近村寨。陈澧对微臣所做《筹海篇》有所异议，而所言确实切中要害，为微臣虑所未及。微臣在多方了解军兴时之详情后，越发觉得内河防守虽是良策，但绝非根本之法。故今日在圣上面前才力主依托炮台歼敌于近海之策。”
“呵呵，爱卿所思正是朕之所想，只是爱卿可有了具体的办法没有？比如是造船还是买船、造炮还是买炮，如果是自己造，可有人能担当此任。”兆华迫不及待地问道。
“启禀皇上，微臣临行前花了三天时间写下《海防三要述略》一篇，还请皇上过目。”说着，魏源便把文章呈了上来。
知府是不能随便给皇折子的，所以魏源用的是一本小册子。文章很长，兆华大概看了一下，两千字只多不少（两千字一篇的文言文在当时也不多见）。
章上来劈头一句就是：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不可谓不用心，而屡挫于夷者，盖战无良器、守无所恃、攻无得力之人也。
这开篇一语道破打不过英国人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因为没有好武器，第二在于没有好的防御设施，第三就是无得力敢战之精兵和善于用兵的将帅。
接下来，文章便开始从制器、防御设施和用人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逆夷之长技一曰兵艘，二曰火器。英吉利国广有船厂，每船厂只需二三旬便可建成三桅大号帆船一艘，每艘装配大小火炮六十门，较粤水师之最大红单船多装两倍之炮……”
“……请陈国朝前事，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可见以夷人效命国朝自古有之，今可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美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西洋船大质佳，故价格较昂，计每艘中号者，约需二万金，大兵船三桅者每艘值银四万元。昔日广东十三行义商潘仕成，请美利坚人造二桅兵船，亦费银万九千两。”
以上两段说的是第一部分“制器”中的“造船”。第一段魏源先说明了英国船厂多，而且船身大装炮多，不过他说二三旬就建成一艘大船估计是道听途说，而说大帆船装炮六十门也是不准确，那时候欧洲大型帆船装备火炮均在一百二十门左右。不过即便六十门的“小船”也较广东水师中最大的战船火力强了两倍。
鸦片战争时，广东水师所造大型红单船最多也就装备二十门火炮，而且不能抗大风浪，而且几年之后便不堪用。当然价格也便宜，官价四千两银子，实际只要两千两就够了。但真要在海上作战，一百艘速度慢、稳定性差、不耐风浪的“土船”也比不上一艘转向灵活、稳定性好而且能耐大风浪的西洋大船。
所以，魏源提出了仿造西洋大船的具体措施，那就是从法国和美国招募洋人，花大价钱在广东开厂造船。不过他说的“中号兵船二万金”，虽然比土船贵了将近十倍，却仍然是保守的说法，真正用上等柚木建造的战舰比普通欧洲航海帆船要贵一些。至于排水量两千吨左右的三桅74炮战列舰算上搭载的火炮，没有二十万银元根本下不来。
兆华看着魏源的这些具体措施，虽然空泛也不太准确，但也是费了一番心血，总不能要求人家把聘请人员名单乃至工资，以及前期筹备需要哪些工作都一一列出来吧。
接下来，魏源还为造船厂做了长久打算，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或曰，五十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一年而可集，百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二年而毕集，即其制造施用之法，以我兵匠学之，亦一年而可习，二年而可精，是一二年后，已无铸造之事，尚远重修之期，更何局厂之设乎？曰是何言也，夫西洋惟英吉利国兵船五百余艘，佛兰西兵船三百余艘，盖为分守各国埠头而设。其余各国战舰，亦各不过数十艘，而皆有船厂火器局，终年不息者，何哉？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
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西洋火轮舟之受数千石者，正为远越重洋，其在本国内河内港之火轮舟，皆不过受五百石至九百石而止。以通文报，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以驱王事，则北觐南旋，往还旬日，可免跋涉之苦。以助战舰，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能速火攻出奇之效，能探沙礁夷险之形。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也。”
这两段是说，船厂建成以后，不仅可以造军舰，还可以建造出海贸易的大商船。另外从南方到北方的运输也可以多走海路，提高运输的效率。
看到这儿，兆华不禁感慨清朝的“海禁之祸”。清朝自康熙后期戒除海禁以来，仍然严格限制海商的发展，任何海船的建造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吨位大一些的海船则根本不让建造。因为清朝水师军费有限，好船造不起，而为了使水师的船保持对民用商船的优势，只能拼命打压商船的建造规格。
解除海禁，一定要解除海禁！兆华在心里不断的提醒自己，他多么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个封闭了数百年的民族能重现郑和时代的光荣啊！
无论现代海军还是古代海军，舰船保养都是一个重要环节，所以魏源也不忘提出了舰船保养的先进办法。木船年代如果船只放着不用不久就会腐烂，因此魏源保养之法的核心就是要在和平时期把战船派上用场，比如南粮北运，比如军队调动等。
“今制海舰，不拘例价，若不善立章程，则将来修造之期，必然有名无实。考洋艘所以坚固，皆由驶犯风涛，遄行万里。今官艘终岁停泊，会哨徒有具文，自后即无事之期，而战艘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天津，闽广则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江浙则各护苏、松、杭、嘉、湖之米，凡承造之人，即皆驾驶之人。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凡水师提镇大员，入京陛见，必乘海艘，不许由驿陆进。其副将参游以下，入京引见，或附海运之舟北上，总禁由陆，其文吏愿乘海艘入京者听，惟不许承办船工。”
接下来魏源谈到了“制器”一节的第二部分：火器。那个年代魏源自然不了解火药科学配方对枪炮射程的重要性，以及膛线对命中率的大幅改善之类的“前沿理论”。
但他通过对实战的观察总结，认识到火炮拥有开阔的射击角度在实战中非常重要，并由此提出了改革炮架、观瞄设备并训练炮手的建议。
“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昔日，夷初攻厦门之役，我军开炮二百余，仅一炮中其火药舱，大艘轰裂沉海，夷船遂退，是二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再攻定海时，葛总兵开炮数日相持，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即欹侧退窜，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攻广东省城时，惟中其一火轮、一兵船头桅、及杉板数舟。攻宝山时，陈提军炮中其火药舱，沉翻者二，击破其头鼻头桅者二，夷遂绕攻小沙背，是亦仅各得数炮之力也。使发而能中，则我炮亦足以破夷船，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器。中则一炮亦足威敌，不中则千炮徒费火药。其至炮力也，其中非炮力也，夷兵艘五十，火轮艘十，大小杉板舟数十，但使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即可伤其数十舟，大者翻沉，次者损折，沉一船可歼数百人，伤一船可伤数十人，尚何敌之不摧？如发而不中，则虎门所购西洋夷炮二百位，其大有九千斤者，何以一船未破，一炮未中？是知炮不在大不在多，并不专在仿洋炮之式，惟在能中与不能中。”
“不能中之弊有二：山炮限于石洞，台炮限于垣眼，陆炮木架不能运转左右，是以呆炮击活船，难中一；兵士施放不熟，测量不准，临时仓皇，心手不定，难中二；夷船大炮，不过重三千斤，我守城守岸之八千斤大炮，本夷船所极畏，止以蹈前二弊，故夷船得以先避我炮路，施其炸弹。诚使台得地势，垣可藏身，架可拨转，炮眼分作两层，高者准夷之中舱，低者准夷之舷底，测以仪器，演以标的，临时手眼合一，心胆俱壮，夷船虽坚，桅虽大，能当一二千斤炮，不能当八千斤之大炮，乌有中而不裂者？”
对于如何提高制造火炮的效率和质量，魏源认为必须集中在一个大型火器局里建造，他的具体建议是：
“道光二十年海疆事起，各地纷纷以铸炮为事，然而工匠有巧有拙，用料参差不齐，故所造之炮多有不堪用者。窃闻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精于造炮，所致铜炮、铁炮均益工益巧，炮架光滑灵动，不下西洋，而自制铁模更在西洋火炮之上。原苏州同知黄冕，军兴之时曾在林文忠公麾下效力，专责军械事宜，为文忠公倚为臂膀。其人精于计算、善于统筹，熟悉西洋火器。若以此二人为主事，建大型火器局一座置于粤省，南方各省所需大炮均由该厂制造，则器无不精，炮无不利也。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大兴者也。”
看到这段话，兆华十分激动，这不是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吗。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曾发明铁模造炮的方法，历史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专门收辑了龚振麟的《铸炮铁模图说》、《枢机炮架新式图说》，高度评价了龚发明的以铁模代土模制炮、能够自由旋转的新炮架。黄冕就更是兆华打算起用的人了，此人不仅熟悉火炮而且尤其擅长管理，在治理淮盐时也颇有办法，属于典型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若让他和工程师型的龚振麟合作，嘿嘿，想不造出好炮都难。
兆华美滋滋地继续往下看，魏源还有什么好的创见呢？
“夷之火器最利者莫如飞炮，此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初厦门以飞炮而众溃，后宝山则又以飞炮而众溃。我既知飞炮之利而后多有仿造，然成效终不及夷人，想来其中必有一二秘法而不得。详察飞炮火器，皆创自法兰西，而英夷效之，是故，若能从法兰西聘请火器之工匠，开厂大造，则飞炮之利亦为我所用也。”
看来除了命中率以外，魏源还特别重视开花弹的作用。在他看来，开花弹也就是他所说的“飞炮”实乃夷人的第一利器，可孰不知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开花弹，只是到了清朝“一朝回到解放前”，技术倒退不说，仅有的开花弹也都趴在京营八旗的军火库里睡大觉，不肯下放到前线的绿营军中。
别说魏源，鸦片战争前就连林则徐，以及当时的火炮专家黄冕等人都不知道中国还会造“开花子”的事情。还有一个故事，说鸦片战争结束N多年以后，大帅左宗棠到西北平叛，从路过的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于是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至此魏源的《海防三要述略》中的“一要”就算说完了，临末尾魏源还不忘来一段将“奇技淫巧”上纲上线的论述，举例说古今中外那些英明的君王们无不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甚至把彼得大帝都搬出来做论据了。
“……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骛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
注：这篇《海防三要述略》大部分段落直接引自《海国图志》一书中《筹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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