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讲课的内容只记得一枝半节，不过学到的知识倒是早已“融化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了。老师讲课时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回忆之中。想一想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对大学生活再认识的一种幸福的过程。
教《政治经济学》的年轻的、燃烧的季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课声音高亢，在课堂上，他的激昂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有极强的感染力。硬是把枯燥无味、生硬难嚼的经济发展规律讲得有血有肉,珠圆玉润、娓娓动听。特别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极善于鼓动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发表己见。一次，在讨论一个问题进入结束的时候，我争得了发言权。季老师观察到我所表现出的急不可耐的热情，伸出掌心冲上的左手，对着我，“请你发言！”我发言之后，季老师以极其满意的口吻说道，“好，很好。这个问题我就不必再总结了。这位同学已经概括得很精练、很准确。下课。”
季老师的爱人、也许是准爱人邓老师教我们《会计学原理》。每到开饭时间，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双双走在教师宿舍到老师食堂的路上。他们常常是手里托着一纸袋饼干，边走、边吃、边聊。
北大新毕业的数学研究生，他教我们高等数学。江浙人，长得清瘦、略微有些端肩，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学问的谦谦君子；总是面带笑容，从来没有不悦的表情。同学们时常亲切地称呼他（绝无恶意）克西——希腊字母，数学中的一个符号。当年，北大数学系毕业7个研究生，我们学校有幸争来一位。那个年代好像中国（解放后）的大学还没有授予研究生学位的制度，所以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他不善言辞，标准话说的较差，表达能力不强。一道数学题，你让他讲，常常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消化能力弱的同学还是很难弄明白；你若是让他演算，三下五除二，很快就会得出答案。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活动，好像没有过够学生生活似的。一次期末考试，我们刚起床，他就跑到我们宿舍。有趣的是，他明明知道我们都没有吃早饭，问道，“你们饿不饿？我这里有饼干，吃不吃？”问过之后，他从纸袋里拿出一块，填到自己嘴中。
他跟随我们下楼，去吃饭，一路上，他一块一块的吃着，没有给任何人一块。嗣后，同学们跟他开玩笑，问他，为什么饼干只是自己吃，他说，“没有给你们吃吗？”惹得同学们捧腹大笑。
经济史、经济地理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哪位老师编出讲义。于是，只能讲范文澜的通史和普通地理。
讲通史的老师是国内有名的历史学教授。高个，富态，地道的沈阳口音，不苟言笑；上课来，下课走；从来不提问，也没有哪个同学向他请教问题。他的课，都是统计系59年级的大课。他上课从来不看教案；令我们惊叹不已、又十分敬佩的是，引用大段语录不仅能够背下来，竟然连页数都告诉你。杞芳好奇，回宿舍查了选集，丝毫不差。同学们传说，北大要他，我们学校不放。
地理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和历史老师恰恰相反，不管是课间休息，还是下课之后，她总是喜欢和同学们闲谈。甚至班里谁的年龄小，谁长得老一些，谁像一个小孩……，同学们自然跟她很是亲近。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个上级到地理老师课堂观摩教学还是搞什么调查研究。讲课当中，她提出问题，指名回答。我的地理课在中学就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很多课程都是中过的内容，自然没有我回答不了的问题。老师对此心知肚明，于是，点名让我回答一个井盐生产的问题。回答之后，让我到挂在黑板上的地图上找自贡市的位置。这是胸有成竹的事情。上去之后，我在四川南部用手指上下左右滑动寻找，由于字迹较小，一时没有看清，……地理老师大声说道，“下去吧！四分。”另外一个问题让高秀生回答，之后，也是到黑板上指出地点。高秀生迅速的在地图上糊了一巴掌，说道，“在这！”老师，“好！五分。”下课之后，地理老师笑着说，“看看你，笨到什么程度！拿一个小手指头，划来划去，非要找到自贡的那个小圈圈？你看人家，大巴掌上去一摁，找到了。死心眼子。”同学们哈哈大笑。
《统计学原理》老师是一个上海人，讲课认真，平淡，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印象。《统计学原理》课程讲完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可能是在反右斗争中出事了。
《工业统计学》换了两个老师。第一任授课老师是系主任时钟，可见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他不再给我们上课了。接任的老师，是佟老师。佟老师和蔼可亲，说话轻声轻气，从来不会发出稍大一点的声音。现在我可以坦白，佟老师上课时，恕我对老师失敬，我往往困意大发，眼皮时不时地下坠，好歹那个时侯睡觉不打呼噜。在阶级斗争激烈燃烧的日子里，佟老师讲课，基本上是每字、每句、每段都与教科书不差分毫。文革期间，我在财政局工作的时候，一个东财老五届的同学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们财政系的同学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揪斗了佟老师。我问他，“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一贯按照党的教导行事的大好人，你们为什么会揪斗到他的头上？”他说，“鬼知道”。文革之后，统计科研热潮兴起，有幸与佟老师同堂讨论问题，这才知道老师学问的深奥，后悔当年没有多多向老师请教。
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计学原理》改为上合班大课。讲课的老师是财政系的一位西装革履，体态端庄，油亮的分发疏得平平整整，颇具我小时候心目中的大学教授的形象。因为我对会计课不感兴趣，他讲课的内容和特点不是很在意。一天，我发觉他很像一个名人。啊！退耳！高中《世界近代史》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的白描画像上的退耳，简直就是这位老师的。越看越像，于是在我的头脑中，顿时冒出两个字：退耳。我在粗糙的手纸上，用圆珠笔写了“退耳”，然后，递给了坐在我旁边的孙殿卿。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看了我写的字条，抬头，看了看老师，不免笑了。他把字条又递给了杞芳，杞芳也是看了字条，抬头，看了看老师，低下头，习惯地用左手捂住嘴，差一点笑出声。就这样，字条在高中毕业生之间传递着，每到一处，几乎都是相同的动作：看纸条，抬头看老师，笑。字条传到了没有念过当时高中的社会考生手中，引起了惊愕。大王接过纸条，莫名其妙的摇摇头。小王从他手中抢过纸条，也是不知所云、大惑不解。春山看了看，把纸条抟把抟把塞到裤兜里，难道这不就是“谣言止于智者”的举止吗！
下午，在宿舍里。春山问我和杞芳，“那个‘退耳’跟你们两个有没有关系？”杞芳看看我，我伸伸舌头。
春山：“我猜想，如果不是外班同学写的，指定跑不了你们两个！”
杞芳：“实在是太像了。”
周易很少去上统计、会计之类的专业课，不知道课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问道：“怎么啦？”杞芳把传递纸条的情况说了一番。周易说道，“玩儿大发了！”
小王：“不像话！”
第二天，支部杨书记找我和杞芳谈话。我首先申明，“这事与杞芳无关，是我写的。”
书记：“怎么无关？他不传，不是也就没事了吗！”
杞芳：“冤枉。”
书记狠狠地批了我们一顿，发出了严厉警告。我向书记做了检讨。内心中也觉得对老师有失尊敬，惭愧。不知道是会计老师对课堂上的情景没有察觉，还是心胸大度，嗣后，并没有追究此事。
我是《工业会计学》课代表。工业会计老师是辽东人，说话丹东口音很重。会计学，我觉得实在是没意思，发生一个会计事项，借、贷、左、右反复登录，烦不胜烦。我的学习成绩较差，结果，《工业会计学》结业考试不及格。放暑假之前，工业会计老师把我找到他的教研室，问我怎么办。
老师：“你自己决定，是开学补考？还是……”
我：“最好不补考。”
老师：“那就四舍五入，二点四五进到二点五，二点五进到三，给你三分？”
我：“谢谢老师！太好了。”
老师：“开玩笑呢！当真了？”
我：“别介！我可是……”
老师笑了，说道：“看你毕业后连帐都不会算，可怎么工作！”
让老师说对了。在财政局工作时，无论在局里还是下到企业，就怕有谁问到我有关记账方法之类的问题。那些会计科目，我更是记不住几个；我十分羡慕那些老财政，他们就像会计字典一般，提及会计科目，基本上是有问必答。
苏联斯大林逝世之后，重新编写了一套《政治经济学》。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已经学完了。可能是上边有指示，要我们重新学习苏联新编的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学》。学校新发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是32开本，比原来的大32开本课本小；印刷纸张是发黑、粗糙的次等纸张。讲课人级别倒是提升了，由教务长张梦生亲自授课。授课地点在教学楼四楼礼堂，58届、59届本科、还有专修科的学生全部一起听课。
不客气的说，《政治经济学》是我学习比较认真的课程，也是自认为学得最好的课程。新书发下之后，出于好奇，我把社会主义部分又看了一遍（据说更改的内容在社会主义部分），并没有看出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教务长张梦生仪表堂堂，白皙面容透着红晕，显然，该人营养状况上佳；讲课声音洪亮，表达能力颇丰富，一派领导风度。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上课时抽烟，而且是一颗接一颗地连续不断地抽。一节课下来，他所在的主席台上，不敢说是烟雾弥漫，也是青烟缭绕。差不多每一次上课他都要对着同学们检讨一番，希望大家谅解。理由是，不抽烟，讲不了课。我对抽烟极度厌烦，每一次上课都是寻找礼堂最后的位置。当然，其中不可告人的隐秘是藏在人后偷偷地看小说。之前没有时间看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侯一饱眼福的。
院级领导给我们讲课的另外一个人就是陈放副院长，他讲哲学。陈放副院长眼睛不太好，他讲课时不看教案，因为他看不清字。据说，他备课时，自己写出讲课稿，然后让秘书念；通过秘书念稿，加深记忆。哲学课也是在四楼礼堂上课。我没有躲到礼堂的最后，而是坐在靠前，听得清的地方；并且，认真做了笔记。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陈放副院长没有亲临讲课课堂，而是放录音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录音设备还是比较落后的，使用的钢丝录音带反复录制，常常留下上次讲话人的余音。一次，康生来到学校，讲话时做了录音。后来陈放讲课时，在陈放录音停顿的空间，康生带有浓厚山东口音的“这（ji个、这（ji个、这（ji个……”的声音就乘间抵隙，喋喋不休，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
财经学院的体育老师很不简单。一个男老师是沈阳各高校中唯一一个田径教授。他体态丰满，腹部较为突出，夏季总是穿着吊带的白色运动裤，在四百米跑道大操场上总是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听说，体育学院要他，和历史老师一样，学校不放。体育课上，他不厌其烦地讲解竞走、三级跳远、跳高等动作标准与要领。沙坑总是保持清洁、酥松，有足够的深度。竞走，前腿伸直和摆胯的动作，我虽然不断练习，始终不得要领。
另一个男体育老师的左腿在滑冰比赛中受伤，虽然行走自如，仍可看出他那与众不同的步态。他在解放前曾经代表中国参加过世界滑冰比赛。他的体育课主要是篮球、排球、垒球等；冬季上滑冰课。由于小时候在牛奶房子和大木先生玩过接、传垒球，我的传球、接球动作比较熟练。特别是老师讲过传球要领之后，我传出的球弧度小、方向准确，显得基本功很是过硬。在课堂上，老师让我和他做传球、接球动作，以为示范。在一次课堂比赛的时候，我击出一个沿左侧边线地滚球，来了一个本垒打，救回垒上的三个同学，一下子得了4分。以此为缘由，我有幸成为学院垒球队队员。
这两位老师虽然一直给我们上课，遗憾的是，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倒是不给我们上课的女体育老师的名字始终留在记忆之中。
李林书是我们系主任时钟的爱人。是五十年代我们国家著名的女乒乓球选手，与孙梅英、邱钟惠在乒乓球竞技水平上不分伯仲。听体育老师讲，一次孙梅英等国手来沈阳打球，正逢李林书刚刚生过孩子，教练不让她与她们对垒，李林书不服气，非打不可，结果输了。在此之前，李林书未曾输过；在此之后，一蹶不振，很少赢过。当然，这并非是她的人生悲剧；真正的厄运是由于她有海外关系等政治问题，而不能进入国家队。李林书高个，可能是经常运动的原因，在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女性的健康美。我们在校的四年间，看到她的时候，她都是在打球。她是攻击型选手，直握球拍，一般人握拍时都是母指、食指在球拍前面、中指等三个手指在拍后握住拍柄；而她，却是把中指从拍后面移到拍的前面，很是特别。她的球拍正面的海绵极厚，乒乓球接触球拍时声音很小，听到的是噗噗的响声。陪她打球的都是男老师，给我的感觉，他们大概是财经学院的职业球手。当然，我们也都为财经学院的乒乓球在沈阳技压群芳而感到自豪。
反右派斗争之前，在靠近俄专那边的网球场地，经常有几个老师在打网球，其中一位袁副教务长，好像场场不落。据称他是《新儿女英雄传》作者袁静的哥哥。那个年代，打网球好像是一种很奢侈的运动。
（2010年7月2日17: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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