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着》，颇有心得，兼看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先生的《吕思勉文史四讲》，提到太史公的史记，内中材料大半系抄来，后来想想，其实几乎所有的史书，都逃不开抄书这一关，先要会抄书，然后方始能够着书，如此一说，则“文抄公”，倒也要算一个挺光荣的头衔了，真会抄书的，太史公算一个，千年后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温公自然也算一个，其余诸位先生，在善于抄书这一点上，还真比不上他们这两位司马家的呢。
比如袁枢抄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钱穆先生批评他说，连抄书都不会，通鉴许多已经温公之手剪裁过的材料，到了袁枢手里，却给掐头去尾，连中间都不剩下，若是有学子图省力，只看了通鉴纪事本末，而不去看通鉴，则显然要被袁枢骗了。当然，纪事本末体的优势，钱穆先生也有褒扬，只是这样一个好好的体裁，落在袁枢这个裁缝手里，就缝补不出一件好衣裳来。
至于通鉴与史记的比较，前段日子随手写下一段感言，现在看来自有偏颇处，不过还算有趣，抄在下面。
“史记之文，大半系抄来。”，通鉴亦然。司马迁与司马光相比，太史公似一厨师，添油加醋，乃其所喜，故读史记，多有读小说之错觉，恍恍惚惚，这一锅史料究竟被添加了多少佐料，后世“美食家”议论纷纷，始终存疑。而“太史公曰”，无疑是“料理大师”司马迁兼任“美食家”的绝妙点评。而温公则更似一裁缝，能以天衣无缝笔法将史料裁剪得恰到好处，在担任“时装设计师”的同时，也兼任“时尚评论家”，对于经其亲手改定的通鉴提纲挈领，以方便“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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