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点滴的介绍可以看出，古人对御车有一整套严格的要求，这还不包括上车、执辔、站立的姿势等。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是人民在狩猎、作战、旅行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要领，目的是为保证车的速度、安全和效率。古代的统治者还从驭马的方法中悟出了对人民的统治术。例如《吕氏春秋·审分》：“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fèn，愤。职守)是治之辔已。”《韩诗外传》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又《孔丛子》卷二：“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这些比喻体现的都是儒家以礼治民的思想，虽然反对只以酷烈的刑罚进行统治，但把民比作马牛却是与其他治民学说无别的。
2．乘车位次
古代乘车一般是一车三人。三人的位次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车右在右。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左传·成公二年》写在睪之战中韩厥梦见他父亲告诉他：打仗的时候要躲开车舆的左边和右边，所以第二天交战时他就“中御而从齐侯”。《左传》之所以特别记述这件事，是因为韩厥本应在左。在这场战斗中晋国的郤克是主帅，应该站在中间，也就是在御者之右，所以当他伤势加重后其御解张要“左”并辔，“右”援枹，枹原本在郤克手里，也就是在解张的右边。《史记·信陵君列传》写信陵君“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上坐，即车之左。
车右又叫骖乘，任务是执戈御敌，车遇险阻时下去排除障碍、推车。车右都是勇而有力的人。《史记·商君列传》：“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骈胁，即胸大肌、肋间肌、背阔肌特别发达，就像连到一起了。搴之战中郑丘缓为郤克的车右，所以他说：“自始合(交战)，苟有险，余必下推车。”逢丑父是齐侯的车右，但他的臂被蛇咬伤了，所以当齐侯的骖马皮带被树挂住后他“不能推车而及(被韩厥赶上)”。车右也就是在中尊者的卫士，因而当眼看齐侯将要被俘时，“逢丑父与公易位”，冒充齐侯。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对“不能推车”这一失职过错的弥补。韩厥真的把他当作齐侯俘虏了去，他对晋人说自己是“代君任患”，这话并不十分老实。也正是因为车右有保卫尊者的任务，所以赵盾的车右要把赵盾从晋灵公“伏甲将攻之”的危险处境中救出，而自己以身殉职；在“鸿门宴”中当樊哙听说刘邦生命受到威胁时说“臣请人，与之同命”，并冲进营门，也是在履行职责。
3．超乘
上文谈到“超乘”的礼节。超即跳，为了表示对车所路过处主人的敬意，车上站在左右两侧的人在车行进时跳下，随后又跳上去。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勇气，因此又是示勇的方式。《左传·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等于说彩礼)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女]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人，布币(见面礼)而出，子南戎服(军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公孙楚以超乘博得了美丽女子的欢心，就是因为超乘容易体现戎士的壮勇。又《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为什么秦师行超乘之礼而被认为“无礼”?《吕氏春秋·悔过》载此事云：“师行过周，王孙满要门而窥之，曰：‘……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把铠甲装进袋子)束兵，左右皆下。’”现在只免胄、超乘，不但不合乎“礼”，而且有示勇的用意，当然是对周天子的不敬。其实，兵车来到别人的都城都应该收起武器，以示无意构成威胁。又《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诸侯间的相互聘问)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武举为介(副使)。……武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gāo，高。盛衣甲弓箭的袋)而人，许之。”垂橐，即表示没有挟带兵器。《国语·齐语》：“诸侯之使，垂橐而人，稇(同捆)载而归。”稇载即车上装满东西，为主人所赠；垂橐，即表示一无所有，以衬托带走的礼品丰足，也是表示友好，绝不搞特洛伊木马计那一套。诸侯之间如此，对于名为天子的周王就更应如此了，秦师的轻而无礼实际是藐视周王朝的表现。《史记·万石君列传》：“[卫]绾以戏车为郎。”应劭说：“能左右超乘也。”超乘被称为戏，并因这种技术而为郎，说明汉代因以骑、步兵为作战主力，当年车战的技术已经沦为杂技一流了。
四、车的种类
1．牛车、羊车
自古也有牛车。《周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牛能负重耐劳，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汉书·兒宽传》：“民闻[宽]当免(免官)，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绢属不绝。”在马车受重视的时代牛车即被认为是‘贱”的。《汉书·游侠传》：“[朱家]家亡(无)余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小牛)。”《史记·酷吏列传》：“[张]汤死……昆弟(兄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牛车送柩是其薄葬的一项。《汉书·食货志》：“[汉初]白天子不能具醇驷(即四马同色)，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是因为建国伊始，讲究不得。而东汉之末天下大乱，经济更为凋敝，于是连天子也无马车可乘。《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杨]奉、[韩]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
但是魏晋以后坐牛车却变得时髦了。这大概是因为牛较安稳保险，对于养尊处优恬淡轻闲的士族阶层更为合适，同时也与后来政治文化中心移至江南，而江南牛多马少有关。《南齐书·陈显达传》：“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张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昙云白鼻。”当时连皇宫里也养牛。这种情况就跟清末一些人家讲究好骡子、现在讲究名牌摩托车、汽车一样。这种乘牛车的习惯直至南宋还可看到。《老学庵笔记》卷二：“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牛。惟城北郭氏车最鲜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牛车既为妇女所专用，陆游又以为新奇而予以记录，可见当时乘牛车的已不多了。
古代还以羊拉车。《周礼·考工记·车人》曾提到羊车，据学者考证，那只是较小的车，并非真用羊拉。汉魏以后才有真正的羊车。《晋书·胡贵嫔传》：“武帝掖庭(后宫)并宠者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羊车。”(竹叶、盐都是羊爱吃的，羊至门口贪吃就不走了。)《南齐书·魏虏传》：“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羊车的实用价值不大，因而历来为帝王消遣淫乐的工具。
2．栈车、辎车、安车、温车、传车、辇
车子因质料、用途的不同而有许多种。常见的有：
栈车。栈又写作辗。这是以木条编舆的轻便车。《诗经·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之道。”《左传·成公二年》：“丑父寝于辗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因为车厢为木条所编，有空隙，所以蛇才能出于其“下”。又由于栈车似碎材所拼，所以又叫柴车。《史记·楚世家》：“荜露蓝缕，以处草莽。”服虔说：“荜露，柴车，素(不加漆饰)大辂也。”《列子·力命》：“北宫子既归……乘其筚路，若文轩之饰。”栈车是较简陋的，因此上面三例都用以说明生活的艰苦朴素。《汉书·王莽传》：“唐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母马)柴车，藉槀(铺草席)，瓦器。”则以乘柴车作为反对奢侈的手段。
辎车。即有帷幔的车子，多用于载物，帷幔可以遮蔽风雨，防止货物损害，人也可以在里面寝卧。《史记·孙子列传》：“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孙膑受过膑刑，所以“坐”着指挥；居辎车中既便于休息，也便于进攻大梁时保密。《汉书·张敞传》：“礼，君母出门则乘辎軿(píng，平)。”辎軿也就是辎车。“重车”其实也是辎车。《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若说“辎重”，则指辎车中所载的重物。《老子》：“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这是以辎重指行路所带的日常生活用品。《三国志·魏志·荀攸传》：“太祖(曹操)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这是指军需物资。
安车。是一匹马拉的小车，可以在舆内安坐。《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离职)……适四方，乘安车。”《史记·甘茂列传》：“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安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秦武王第二年便死去了，大概这时他已自感不妙，所以想乘安车出征。如果君王用安车征聘某人(一般都是读书人)，则是一种“殊荣”。《后汉书·逸民传》：“桓帝乃备玄纁之礼(布帛之类)，以安车聘之(指韩康)。”以安车送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梁]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淳于]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古代车舆与轮轴之间没有弹簧，路面又不好，车子走起来颠簸之状可以想见。为了坐在上面更加舒适，可以用蒲草裹轮。
温车。是一种卧车，有帷幔，有窗子，可以根据气温开闭调节车内气温。《史记·齐世家》：“桓公之中钩(被管仲射带钩)，佯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温车又叫韫辌(wēnliáng)温凉)车。又《李斯列传》：“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韫辌车中。”后来辒辌车被用作丧车。《汉书·霍光传》：“载光尸柩以韫琼车。”近年在西安出土了完整的铜车马，有帷，有顶，顶微呈脊形，后有门，前边及左右有窗，当即辒辌车。
附带说一句：凡有帷幔、供坐卧或载物的车，御者都在帷幔之外、车舆的最前边，居中，而且是跪坐。
传车。是用于传递消息法令的车，为驿站所专用，较为轻快，在先秦叫驲(rì，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晋大夫)……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闻之(指晏子离职而去)，大骇，乘驲而自追晏子。”这都是因为事情紧急而乘驲。传车也可简称传。《史记·范睢列传》：“于是秦昭王大悦，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睢。”
辇。是人推挽的车。《谷梁传·成公四年》：“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同避)，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即挽车人。《左传·成公十七年》：“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人于闳(巷门)。”后来辇成为皇帝、皇后的专用车。《史记·梁孝王世家》：“以太后亲故，王人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苑]中。”“人”指在宫内，说明帝王只在宫内使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杜牧《冬至日遇京使发寄舍弟》：“尊前岂解愁家国，辇下惟能忆弟兄。”辇毂下或辇下都指皇帝所居之地，也就是京师。
附带说说肩舆。肩舆即今之轿子、滑竿，原为上山时所用，作为交通工具时代较晚，开始时也不普遍。《南齐书·垣崇祖传》：“崇祖著白纱帽，肩*(同舆)上城。”车无法上城，所以乘肩舆。《世说新语·简傲》：“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著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官府大堂)。”白巾、肩舆，与垣崇祖同，意在表示不同凡俗。《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尝乘腰舆，有‘三卫’(皇帝卫士的总称)误拂御衣，其人惧，色变。”胡三省注：“腰舆，令人举之，其高至腰。”这样看来腰舆与肩舆同类，只是小上肩而已。
五、兵车
上文说到过，兵车古称戎车，因为戎是古代兵器的总称，就跟戎马是军马，戎服是军服，戎行(háng，杭)是军队一样。
在上古，贵族平时乘的车子遇有战事就开上战场，兵车与一般车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拉车的马在打仗时要披上铠甲。《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在这次战斗中不介马一事被特别记下来，即因为平时一般都要“介”，齐顷公太轻敌急躁了，因而破例。同时，兵车上要放武器如弓、矢、戈等，因而车上有橐、弢等盛武器的容器。《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共]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晋大夫)，中项，伏歿。以一矢复命。”又：“石首(晋大夫)日：‘卫懿公惟以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内(纳)旌于歿中。”弢本是盛箭的，当然也就可以放旗。《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人或以广(兵车)队(坠，指陷入泥坑)，不能进，楚人慕(jì，计。教导)之脱扃(jiōng，窘阴平)；少进，马还(旋)，又慕之拔旆投衡，乃出。”扃是兵车上搁置兵器的横阑，兵车既陷于泥淖，横木增加阻力，去掉扃后仍不免原地打转，是因为旗子兜风，抵消了马力，因此楚人又教晋人把旗子倒在车衡上。扃、旆都是兵车必备之物。
古代兵车上都有旗，种类、名称繁多，不能细述。旗与鼓是指挥作战的信号，因此主帅的车上必有。《左传·隐公十一年》写郑伐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挥)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蝥弧是郑伯旗的专名，大概各国诸侯、大夫的旗都有特殊的徽志。以旗麾军而师毕登，可见旗在战斗中的作用。颍考叔“取”旗，即从车上拔取。又《庄公十年》：“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鼓为进军的号令，旗的具体作用大约主要是让全军看到将帅所在的位置。
与平时乘车相反，战车不求其舒适，而求其轻快，因而没有车盖、帷幔之类。
行军过程中兵车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宿营时用车围成圆圈，以防备敌人的偷袭或野兽的侵扰。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车者，所以当垒[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连车”，也就是用车为营，“不可胜”，说明这种自卫方法不易击破，“示弱”，即让军队躲在里面好像不敢出战。营垒之门，就是车所围成的圆周留有缺口，并把两辆车的辕相对而向上斜立，形成门形。因此军门又称辕门。王昌龄《从军行》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这种方法来源甚古。《史记·五帝本纪》：“[皇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张守节《正义》：“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若辕门即其遗象。”其实，从“军”字本身就可以看出古代是以车当垒的。军字上边的冖，在篆体即表示包成一圈，与下边的车相配，就是车子环卫的意思。《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圜围是本义，等到军成为编制单位的名称，已经是较晚的事了。
兵车中又有不同的种类和名称。《周礼·车仆》提到戎路、广车、阙车、革车、轻车五种。对此前人有过许多详细的考证，也有许多异义。我们只就古代文献中常见的略作介绍。
戎路是天子以及诸侯所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周襄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文公)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辂同路，大辂是封赐同姓诸侯的车，又称金路。古代既以车、服为等级标志，所以大辂、戎辂之服即包括车、服二者。
轻车即一般的战车，为进攻敌军的主力。《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中行文字(荀寅，逃亡在齐的晋大夫)告成子(齐大夫)日：‘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压)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战车的易损部位需用皮革包裹，因而轻车又名革车。
钝(tūn，屯)车。其形制已不可考，《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钝车逆之。”孔颖达引服虔云：“軘者，屯守之车。”再从軘由屯得声来看，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兵车，可能不像轻车那样便于驰骋，但却为敌人车马所难于攻破，因而较为笨重。
六、步行
古代的达官贵人行则有车，但是人的两脚总不能永远不沾地，于是关于走路古人又留下了许多规矩。这是君王贵族们“礼”的一部分。虽然历代百姓未必照规定的那一套去走路，但文献中却时时可以看到与之相合的记载。对这些规矩有个粗略的了解，对我们阅读古籍无疑是有用的。
古人对走路的动作分辨得很细。例如《释名》说：“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变也，有急变奔赴之也。”与今天的话对照，如果古代单说“行”，就是走；如果“行”跟“步”相对而言，行就是正常速度的走，步就是慢走。安步当车、漫步、踱步等词语中的步字还是古义。古代的“走”相当于现在的跑。《释名》以“变”释奔，是用声音相近的字词相训，意在说明奔这个词来源于变，对这一点我们姑置无论，而它说“有急变奔赴之也”倒是描绘出了奔的特点：拼命地跑。有了紧急情况时跑的速度是要比平时快得多的。刘熙只能这样来说明，中国古代没有百米赛跑。这是着眼于走路的不同速度所作的解释，很好理解。
《尔雅》有另一番解释，是从走路的地点方面说的，却不大好理解，可是如果搞清楚了，不但对于步、行、走、奔可以区分清楚，还可以知道些古人的礼俗。《尔雅》说：“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下面作些简要说明。
“时”是峙(Chí，迟)的借字，峙与踌、踟同，即后来常说的踟蹰、踌躇，是徘徊、来回走动的意思。室内狭窄，在室中“走路”的特点是不能“一往而不复”，要想持续地走下去，只能在短距离内不断往复。我们知道，大凡人走路急促时步子就比较小，舒缓时步子比较大。堂上的长度、面积都不大，走路时步子应该小一些；堂上既近于室，又是行礼之所，走路的速度也不应太快。堂下的地方较大，走路可以迈大步，速度也可以加快一些。“堂上谓之行”是说在堂上要像正常行路那样步子不大不小；“堂下谓之步”也是说每步的距离：在堂下可以迈出像漫步那样较大的步子。这是以通常表示速度的步、行说明迈步距离的大小。“堂下”也就是庭，为什么《尔雅》又说“中庭(即庭中)谓之走”呢?堂是一般的宅院都有的建筑，这里的中庭指的是宫廷之庭。《尔雅》并不是说在朝庭上一定要跑，而是说只有在朝中之庭那样开阔的地方才有“走”的条件。“大路谓之奔”也是同样的道理。
《释名》和《尔雅》的解释初看起来有点矛盾(堂上行、堂下步，堂上比堂下快)，但若结合起来看，二者还是一致的，而且只有沟通二者我们才能对步、行、走等有全面的认识。
古人对行路动作的规定主要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应有不同的走法。《礼记·曲礼上》：“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武是足迹，接武即向前迈的一只脚应该在紧挨着另一只脚处落地，脚印一个“接”一个。布即散布、分布，布武即足迹不相连接。翔的本义是飞翔，在这里是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在室内走路时双臂的摆动要小，不要像鸟飞那样挥动，也就是不要大摇大摆。显然，这些规定其实是跟《尔雅》、《释名》一致的，也是跟室内、堂上、堂下的空间状况相适应的。
《曲礼》还说：“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地方小，不能也不必趋；执玉而趋容易脱手，把玉摔坏；帷薄之外看不到里面的人，不见则不施礼，也无须趋。《韩诗外传》卷四：“晏子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子贡怪之……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趋乎?今君之授币也卑(矮)，臣敢不跪乎?’”子贡之怪，即因堂上不该趋而晏子趋，所据是正礼；晏子也有道理，是权变。《史记·汲郑列传》：“上(汉武帝)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同意)其奏。”以帐相隔，则双方不着面，可以免礼，武帝不冠既无所谓，依理推测汲黯也就可以不趋。
《曲礼》明确规定“三不趋”，也就等于告诉人们：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趋或必须趋。例如《曲礼》说：“遭先生于道，趋而进；”“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趋进、趋退，是对“先生”的尊敬。《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接舆趋，并非是“先生不与之言”，而是相反；而“趋”避(即退)也包括对对方的尊重，并非单单是为了快点躲开。又《乡党》：“趋进，翼如也(恭敬的样子)。”
在他人面前趋，是恭敬的表示。在儒家的经典上没有详细开列有关趋的条例，我们从古代文史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总的原则是在尊者面前要趋，特别是在君王的面前，趋更是不可少的。例如，《战国策·赵策》：“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等候)之。[触龙)人而徐趋，至而自谢：‘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臣见君，人门就要趋，因为一入门即是庭中。但触龙却是徐趋，按说这是不合要求的，因此他要声明“病足”，说明自己趋而不疾是有缘由的。作出趋的样子而又缓慢，触龙就解决了“礼”与“病”之间的矛盾，开口劝赵太后让长安君出质的话题也就有了。一一必须结合古人对趋的要求才能看出触龙“徐趋”中的“学问”。即使在战场上趋的礼节也是不可少的。《左传·成公十六年》：“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冑而趋风。”晋楚交战，郤至见到敌国国君还要致敬，这是符合春秋时代的惯例的。他致敬的方式一共三个：下车、免胄(已见第一编)、趋。趋风者，疾趋如风。这和触龙的“徐趋”恰成对比，又过快了。但在激烈交锋的战场上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也只能如此。
对方即使不是国君，也并非尊贵年长者，只要是值得尊重的，也要趋。《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穿丧服的)、冕衣裳者(穿礼服的)与瞽者，见之，虽少(年轻)，必作(站起来)，过之，必趋。”《史记·万石君列传》：“庆(石庆)及诸子弟人里门，趋至家。”这是因为里中还有邻居、同族人，自己地位高，对他们也要表示敬重。又：“万石君徙居陵里(长安里名)。内史庆醉归，人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万石君让(责备)曰：‘内史，贵人!人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依万石君的意思，石庆不但要下车，而且应该“趋至家”。在官场中，下级见上司当然要趋。《后汉书·儒林传》：“[孙堪]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府的守门人)谴堪御史，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趋得缓慢了都要受谴，不趋自然更是不允许的了。但要求最为严格的还是臣在君前。触龙病足(不管是真是假)也还要趋，即可见一斑。首次明文规定臣见君趋大约是在汉初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的朝仪。《史记·叔孙通列传》：“仪：先平明(天亮之前)，谒者治礼，引以次人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侠(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此后的封建王朝基本上沿袭了这个规矩。如果谁被批准免去这一礼节，那就是独沐皇恩、特殊的荣耀了。例如萧何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赐以履剑上殿、入朝不趋的。当时还有一个周缫，并没有什么军功，只是因为有一次哭着劝刘邦不要亲自出征，“上(刘邦)以为‘爱我”，于是“赐人殿门不趋，杀人不死(不抵命)”。见到长者尊者往前紧走几步，这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一经封建统治者的利用，便成了形式，成了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了。更有甚者，《汉书·贾谊传》上说：“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敬人扩展到该人所居和死后受祭之地，也是人为制造威严的手法。依此看来，万石君过宫门阙“必下车趋”，也是有经典依据的。
在封建社会中对于行路还有许多规定，例如“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人临(进门凭吊死者)不翔”(并见《曲礼》)等等，因为跟阅读一般古籍的关系不大，就无需介绍了。
七、道路
古代有关道路的名称要比今天多。《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所谓达即通，一达指没有岔道，三达指丁字形街，四达是两路十字交叉。
但是《尔雅》所列有些在文献中得不到证明，如歧旁、剧旁、剧骖、崇期。有些虽然常见于文献，可是到底所指为几达之道也很难说。例如衢，也有人说是五达，有人说是六达，甚至有说九达的。康、庄、逵是不是五达、六达、九达从文献中也很难看得出来。大约道、路为通名，凡人、车常走的地方都叫道或路，比较宽阔的叫康、庄(康、庄都有大的意思)，岔路多的叫衢、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宅第)康庄之衢。”《列子·仲尼》：“尧乃微服(穿普通衣服，化装)游于唐衢。”这两个衢字都指岔路，前面加上康或康庄修饰，意即指热闹的街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挟耪以走，子都拔棘(同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淮南子·说林训》：“杨子(杨朱)见逵路而哭之。”这两个逵也是指岔道口。街与衢恐怕也没有什么分别。《史记·鲁周公世家》：“公(鲁哀公)游于陵阪，遇武伯于街。”《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记载此事“街”作衢。《史记·孙子列传》：“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正空虚的后方)，彼必释赵而自救。”街路，即交通要道。
此外还有一些道路的名称也应知道。
径。小路叫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度秦王虽斋(斋戒)，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走中路，是因为小路一般较大路近，可以更快地到达，更重要的是没有关卡、人少，免得暴露。《论语·雍也》：“子游(孔子弟子)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子游的名)之室也。’”这是说其人方正，没有私人之请，连走路也一定要走“正路”。径又称间道，意思是避开众人的路。《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选轻輢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同蔽)山而望赵军。”因而间行也是指走小道。又《项羽本纪》：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度我至军中，公乃人。’”步走，是因为小路不能通车；间行，也与廉颇的从者从径道归赵用意一样；鸿门距霸上原本四十里，走小路只有二十里，是因为径、间道总是人们为了抄近而走出来的。
蹊(xī，西)也是小路。《史记·李将军列传》：“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桃、李树下的路自然是小路。因此《释名》说：“步所用道曰蹊。”
冲是交通要道。《左传·昭公元年》：“[郑徐无犯之妹]适(嫁)子南氏，子晰怒，既而橐甲以见于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晰伤而归。”冲要则通常专指军事上重要的地方。《后汉书·南匈奴传》：“连年出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也可以说要冲。
古人早就知道大路两旁应该植树。《国语·周语》：“列树以表道。”可见古代路边确实栽树。
为了行人，首先是为了君王的使者和官员走在路上能及时得到休息，沿着国家的主要道路设有若干亭馆，有人看管，备有粮柴。《周礼·大行人》和《掌客》说天子境内沿途为诸侯前来朝聘准备粮食、马料，并且定量供应。其所述的具体条例并不可信，但行人在亭舍“打尖”则确是古已有之。《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使者)之往来，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虽说郑要充当秦东方道上的主人，但负责供应使者的资粮却是守亭馆者的任务。这是谦辞。《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诸祭酒(五斗米教的正式成员)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这已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服务设施，但其性质与《周礼》所说还是一样的。
大约秦汉之际这种路上的馆舍就叫亭。亭者，停也。意即供行路者停下休息的。汉高祖刘邦未起事前就是一位亭长。这时亭是否还负责供应吃喝则已不可考。后代又有长亭短亭的区别，据说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时的亭似乎已经纯粹是供人歇脚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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