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兆华就要趁着王公大臣们都聚在一起，好好给他们上一课了。“皇考大丧未满，朕有些话本不当讲。然则朝廷人心浮动，国家危机四伏，朕若再不使出雷霆手段怕是真要做亡国之君了。”
下面的两班文武大门、亲王贝勒们听到“亡国之君”的话都出来了，也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一个个大气不敢喘一声。
“西北、京畿一带连年干旱、虫灾肆虐，两淮、两湖一带连年洪水，有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而各级官吏的征搜敲诈则有增无已，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民，是赤地千里的荒土。更可怕的是，朕闻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科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朕虽于去岁罢免穆彰阿，然积弊已久，你等部院大臣食君之禄却不思事君以忠。今察中枢各部院满汉臣工相互猜忌牵制，使政令不行；大小书吏挟持官长，勒索地方。从明日起吏部开始京查，无论王公将相凡不能实心任事者一律给予警告，对贪污营私舞弊者更要严惩不怠。”
听到这里大臣们终于送了一口气。京查不过是考核京官的一项常规制度，目的在于从下层官吏中选拔可用之才，尽管兆华对选贤任能一字不提，只强调打击营私舞弊，但京查的力度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也就不那么紧张了。而兆华也没打算把大家都吓破胆，毕竟法不责众，绝大多数官吏都是科举出身，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想偷懒或者贪污，实在是碍于陋规，不得不为之。
兆华心里也明白整顿吏治关键在于改变制度，而制度的改变绝非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所能办到，他之所以要在大朝上放出狠话主要是想给暮气沉沉的朝廷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让那些胸怀天下的士子们看到希望而已。
“去岁以来粤西会匪大肆猖獗。军需糜费颇多，财政入不敷出，户部总计支发近一千万两，年初以来朕又发内帑二百万而剿灭匪乱却遥遥无期。前日有司来报说户部存银不足六十万两，而内库之中更是分文不剩。如此下去必致掊克朘削，邦本愈摇。各位臣工有何良谋为朝廷开源节流，在今日大朝之上不妨畅所欲言。”
兆华一提到广西战事，文武大臣们来了精神，毕竟昨天都准备过了。而“糜费颇多，财政入不敷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很多大臣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朝堂之上，开始你一个跪奏，我一个跪奏的说起来了。兆华为了让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所以也不吱声，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听来听去全是些副作用极大的增收办法：比如有说开设厘卡增加收入的，还有说加收盐捐的，更有说加大捐纳力度，拍卖实缺的，而让朝廷减少支出的办法谁都不说，毕竟这是得罪人的话，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利益，少一份支出，各部院收到的孝敬自然也要少一份，所以当面拆台的话自然谁也不愿说。
那些设卡卖官的办法副作用谁都知道，所以遭到御史言官们的强烈反对。最后祁俊藻说了个开铸大钱和发行宝钞的办法，开铸大钱也就是以强制规定一块钱当十块钱花，但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本身就是商品，价格不是朝廷能说了算的；发行宝钞其实和铸大钱一个道理，只不过大钱是铜做的还有点商品属性，宝钞则是纸币属于纯粹的信用货币。其实信用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纸币在宋、元两代十分普及，对繁荣商业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发行纸币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把握好，一个是防伪，第二个控制发行额度。
历史上，咸丰三年开始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发行大钱和户部官票。尽管皇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都没有近代金融知识，但一个基本的常识他们是清楚的，即：大钱和官票要能用来等额缴纳税赋，而这是信用货币的首要条件。同时历朝历代的经验也让他们了解到防伪和控制发行额度的重要性。
但知道问题关键所在却并不一定能解决好。清朝时期各省都有铸币权，为筹措军费各省开始肆无忌惮的大量发行大钱，朝廷由于拿不出钱来只能听之任之。滥发通货的后果，必然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铸大钱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使不法之徒铤而走险大量伪造大钱和宝钞，到咸丰五年的时候，出京城五十里之外商贩已经不肯按面值收大钱和宝钞了。防伪不利和发行额度的不可控制使得咸丰年间的“当大钱”制度来去匆匆，草草收场。
但即便这样也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69.5%。咸丰一朝混乱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动荡，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国内的商品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然而历史上的咸丰帝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在意，为治眼前疮，已不顾心头肉了。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
万能的皇帝在臣子们面前显露出无能，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臣子们的侵蚀，这往往是政治动荡的最初征兆。
对于眼下的局面，兆华觉得少量发行纸币并做好防伪无疑是对付白银外流的最好的办法。但他对户部的行政效率实在放心不下：一旦防伪技术被窃，必将会加剧社会的动荡。而穿越的机会只有一个，不到万不得已兆华实在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户部侍郎王茂荫本想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可他抬头一看兆华的脸色便又缩了回去。兆华心道，真没想到这位号称近代中国第一位“国际级”金融理财专家（注一）的王茂荫敢以全家百口保全曾国藩，但在自己拿手的专业问题上却如此谨慎。
兆华继续沉默着。
“内阁学士、工部尚书臣朱凤标启奏皇上。”
“起身说话。”
“臣闻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所以平衡朝廷收支的治本之法非从这两项下手不可。五口通商以来夷烟走私日甚一日，每岁民财空耗三千万两之数，民困而财竭，所加之捐又从何而来？河工者为每岁用帑之大项，所耗少则四百万两，多则七八百万两，然其中用于实处者不过十之四五，其余多落入臃官贪吏之手。奴才以为查禁夷烟以阻民财之漏卮，整顿河工以阻国帑之漏卮，此两法实行后再开厘加捐方能以民之余财为国之所用。”听到朱凤标说到了根子上，兆华喜不自禁，没想到这朱凤标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关键时候还真敢说话。毕竟鸦片战争之后已经很少有人再敢提禁烟的事了。
“朱凤标说的有理，开厘加捐发大钱皆为权宜之计，查禁夷烟、整顿河工却不失为治本之良方。众位臣工以为如何？”于是兆华顺水推舟让大家继续集思广益。
河工属于工部管辖的范围，因此朱凤标拆自己的台其他人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而鸦片走私的好处，大头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黑社会，中央各部院最多捞点孝敬，所以大家也不是强烈反对，何况兆华都认可了呢。
于是，群臣们开始讨论整顿河工和查禁夷烟的具体办法。整顿河工倒还好说，大家的意见也比较一致，就是派得力大员钦往办理。其实这办法历史上用过无数次，一时半会还有点用，时间一长地方上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兆华心里有数所以也没表态。
说到查禁夷烟，争论可就大了，基本上是回到鸦片战争前期弛禁和严禁两派的观点上。以载铨、舒兴阿、周祖培为首的亲王时务派主张不宜严禁，他们的观点是如今粤匪未平，如果因查禁夷烟使英夷起衅，得不偿失；以苏廷魁领衔，由几个御史言官组成的清流派主张严禁，他们的观点是只要按照林文忠公的办法，派得力大员赴广东，禁烟的同时积极备战，即便真和英夷开战也不一定会败；因为这个论题大部分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绝大多数臣工没有表态，属于骑墙派，一切看兆华的脸色行事。
如此情形兆华已经提前预料到了，所以站出来打圆场的同时也开始他的禁烟大计。“定亲王、周学士的说法不失为老成谋国，苏廷魁的说法也不失为忠勇而仁民。查禁夷烟非一日之功，当初林文忠公所行亦黄爵滋之法，此法以严刑禁吸，虽能短时见效却必使英夷所赚财货顿时减少。英夷不远万里来天朝所为者不过财货，今粤匪未平，若我强行禁吸则恐英夷藉口制造事端。是故禁烟一事不可不为，否则愧对万民、愧对祖宗，但也不可严禁，而当取中和之法，传朕旨意，即日起官员、士子、兵丁，旗人凡吸食夷烟者，三月内务必戒除，若到时未能戒除者，官员革职交付部议，士子革除功名、兵丁流三千里，旗人斩首并将家眷革除旗籍。此禁烟之令无论亲王贝勒还是一品大员，但凡有违者绝不宽宥。此外，整顿河工一事朕自有主张，退朝。”
查禁鸦片本应是大义凛然、刻不容缓的事情，但以现在朝廷的情况，大范围禁吸等于不禁，反而小范围禁吸可能会有些实效。兆华不想再走林则徐的弯路，所以稳妥起见只能采取美其名曰“中和”的办法（其实这也是当初弛禁派许乃济的办法）。
退朝之后，大臣们议论纷纷，都感觉皇上就像变了一个人，一年多来从未见过皇上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而胸有成竹。大家都觉察到中枢内外即将要发生一场地震，那些实心任事而守正不阿的大臣们自然对兆华报以极大的希望，而那些营蝇苟狗、滥竽充数者虽看不清事态的变化，却无不以忐忑的心情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
注一：王茂荫是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一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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