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这每一样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钱”字。做一国之君和一家之主一个道理，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在兆华看来，眼下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筹出一笔钱来启动改革，并顺利剿灭粤匪巩固皇权。所以，大朝之上兆华以嘉奖曾国藩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查禁鸦片和整顿河工为突破口促进财富的合理使用。但是清王朝的经济到1851年时已经严重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800年时下降了四分之一，不仅大幅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同时也被日本抛在了后面。（乾隆末年也就是1792年前后的清王朝，虽然依靠传统的精耕细作使人均国民收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和英国差不多，高于法国——但王朝统治后期固有的贫富不均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加上国内外贸易二元化和滞后的货币政策，即便没有鸦片输入，中国的经济也将陷入长周期的停滞状态）。
所以兆华深知，如果不用强力手段干预经济，那么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很难进入周期性的好转，将继续衰退下去。而衰退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耗增加使得剩余财富化为乌有，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其次是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从而使农民收入和国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其中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人口问题从近代以来已经困扰了中国200多年（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地开拓，降低了人口密度，人力的稀缺又反过来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鸦片问题，这也不是短时间能根除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19世纪中期的大清朝这本经更是不好念。可兆华既然回到了清朝，当了这个家就只能咬着牙干下去。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因为大清朝已经病入骨髓，必须动一场包括心脏和大脑在内的大手术。教育、金融、行政，几乎每改革一项制度都要花钱，更别说扩军备战、兴办实业了。而老百姓们已经穷困至极——即便是在江南的富庶地方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常年吃不饱饭——兆华又怎能忍心再加捐设厘用变相的消费税盘剥老百姓呢？
可是不加税又如何度过当前的难关呢。此时的兆华已经非常能体会到历史上咸丰皇帝的心情，一个19岁的少年，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在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却仍然毫无起色的情况下，最后只能选择放弃生命以兑现自己的诺言。（注一）
兆华比咸丰皇帝多了100多年的见识，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让老百性过上好日子，可以抛弃宗室利益甚至皇位，而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做到的。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靠着这种先天优势，兆华可以用旁观者的眼光来进行改革，也就自然而然的能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把握问题的利弊取舍。
但改革所用钱该怎么筹措呢？用常规的办法或者依靠节省肯定是不行的，清朝自乾隆年间一直到19世纪中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均在四千四百万万两上下。这其中田赋占了大头约两千七百万左右，盐税有五百多万两，五个通商口岸外加恰克图的关税收入约四百多万两，剩下的是一些杂项和非经常性收入，比如卖官、卖花翎、强迫商人认捐等。
如果不开辟新的税源，四千多万两已经是国家财政收入极限，因为且不说卖官、强迫商人认捐必须要禁止，即便是每年五百万两的盐税，兆华都觉得应该砍掉。
增收行不通，节支总可以吧。节支确实有潜力，但潜力亦十分有限。四千万的收入其中两千万要支付八旗和绿营军饷，称为“饷乾”；六百万要给公务员们发工资和养廉银，称为“公廉”。剩下的一千万要支付陵寝、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等杂七杂八各种名目的花费。其中大头有驿站二百多万两，办漕三百多万两，河工平常年份约四百万两，如遇大灾或有大工程则要花费七八百乃至上千万两。以上饷乾、公廉、河工、驿站、办漕五项属于大项支出，占了常年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说到这里，兆华觉得后世那些穿越小说很好笑，动不动就把各种费用砍去而且一省就是几百万两，其实除了上面说的饷乾、公廉、河工、驿站、办漕五项主要支出外，剩下的这些每项支出多不过二三十万两，即使都砍去也就能省不到三百万两银子。更何况剩下的名目中，能立竿见影省点钱的只有陵寝一项。
陵寝主要是指皇帝给自己造墓外加东陵和西陵守陵的花费。清朝皇帝一般一登基就要开工造墓，兆华倒是可以藉口自己还年轻以后再造，但能省多少钱呢？不过每年两三万两而已。
祭祀和仪宪费用加起来大约每年三十万两，如果像取消陵寝一样取消祭祀确实能节省些银子，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室和大臣们怎么可能同意“取消祭祀”这种荒唐的要求呢？若仅仅是清查其中的浮费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则又行不通（应该说朝廷的各项支出都能缩减一些，尤其是一些内务府主办的项目开支，但要想在保留这一名目的基础上清查其中的浮费，基本上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进行彻底的改革。后文详论）。仪宪主要是皇室出门置办的行头，兆华虽然可以下令仪宪从简，但问题是前任的道光皇帝本来就力倡节俭，所以此项能节省的费用就可想而知了。
俸食的俸是工资，食是发给京官的禄米，也算公务员福利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午餐补助，如果砍了这个，很多品级较低的京官因为工资太低而且也没有养廉银，如果再砍掉禄米，家里就会揭不开锅，到时候即便群臣不罢朝，工作积极性也会大受影响。
科场和廪膳是属于教育费用两项加起来大约四十万两。京官外出监考，朝廷要发给一笔路费，也叫“程仪”（比实际路费高得多），此外各地还有专门的科场费用和乡试用米。廪膳是州、县基层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们的伙食费（有些小说作者认为是御膳的花费就差十万八千里了），相当于现在各地方党校的财政拨款，由于事关教育和人才培养，自然是省不下的。
赏恤主要是皇帝打赏大臣的花项，修缮是每年维护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宫殿的费用。那时候房屋都是木框架结构，不修缮就要生虫受潮。赏恤虽说能节省，但该赏不赏是为寡恩，于皇位巩固不利。修缮虽说浮款很多，但和河工一样，只能通过整顿吏治和完善制度解决，不是说省马上就能省的。
采办、织造按照字面意思就能理解个差不多，都属于日常必须的花费，和修缮一样浮款很多但只能慢慢治理。收入难以加增、支出不得减少，看来要筹集改革的费用只有靠非常手段了。兆华在穿越之前就有过通盘的考虑，第一条是肃贪筹银，第二条是卖地筹款，第三条是弛禁赌娼，简称筹银三策。
这三条里面数第一条能立竿见影，而且阻力也最小。至于第二条卖地筹款，那是要卖皇庄和官田，不用说就知道会遭到宗室和礼部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第三条弛禁赌娼虽说是最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可真要实行起来，那些御史言官们不死谏才怪，毕竟这不仅违反古制家法而且于道德良心也过不去。由于后两条阻力太大，兆华打算天下太平点以后再说。为今之际只能从肃贪下手了。
说阻力小只是相对而言，真要彻底整顿贪污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的贪污已经到了系统化、制度化（也就是所谓的陋规）的程度，所以大部分案子都是窝案，也正因为是窝案所以才很难查，正所谓官官相护是也。兆华知道如果只是自己下一通命令，让吏部去查，多半没有太大收获反而会弄的人心慌慌，干扰正常行政工作。所以兆华决定从油水和陋规最多的部门查起，顺便把历史上有名的几个卖国贼和怕死鬼处理掉，能搜刮多少算多少。
要说油水和陋规最多也比较容易查的部门，京城里就数户部衙门及所属三大银库外加存放漕米的京东大仓了；地方上则为管理漕运和河道事务的几个衙门（自从道光年间淮盐改纲为票后，盐运的油水大大减少了）。此外海关也是油水很厚的部门，只是兆华短期内还顾及不到那里。
这些部门的陋规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除非连官员带胥吏一锅端否则时间一长还是老样子，总不能一直靠抓贪官污吏筹措银子吧。但如果每个部门都一锅端，估计大清朝也就散架了，所以打击贪官污吏应该和革新吏治同时进行。想到这里，兆华便开始着手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心想：早早的把网撒好，还愁鱼儿上不了钩？
注一：这个诺言指的是“绝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满清虽非华夏正朔，但咸丰却是能坚守自明太祖创立的天朝朝贡制度的最后一位皇帝。后文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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