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统的整治虽然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查抄几个现成的贪官，打打牙祭还是不难办到的，要不这皇上还能叫皇上吗？
清朝道咸年间的贪官自然是一抓一大把，但真正以贪“名垂清史”的却并不多，因为中国史书自打太史公起就没有给贪官污吏专门立传的习惯。既然如此，兆华只能凭着《清史稿》、《清稗类钞》等野史正史的记载抓几个型贪官了。
但问题又来了，正史和野史之间存在冲突。比如那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逃跑的两江总督牛鉴。野史上说牛鉴是巨贪，连通敌卖国的钱都敢拿，而且描述的有鼻子有眼“世称牛鉴甫至上海时，即有为英人作说客者许酬以重金，而撤邑淞之防，牛鉴密允之。”再看正史，《清史稿》除了对牛鉴在两江总督任上兵败逃跑有所微词外，其他多是好话比如“甚有政声”这样的描述，尤其一个“甚”字更说明牛鉴是一个非常能干又勤政爱民的好官。对于这样不能确定是好是坏的官吏，兆华只能等以后慢慢调查再说了。至于拿谁来打牙祭，兆华倒是也想到了几个。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日，早朝，养心殿。
“周学士，琦善的事情你们确实查清楚了吗，打算怎么处理？”兆华正在和刑部尚书周祖培谈关于琦善的案子。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琦善于道光二十九年调任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率兵进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时滥杀无辜，被当地老百姓告了御状，于是革职逮问，一直拖了一年多到现在才审理完毕。
“回皇上话，臣等已经查清。所杀回回人确系良民，按律琦善当受充军戍边之责罚。”周祖培道。
“让他剿匪他却杀害良民，这不是杀良冒功是什么，怎么能只以滥杀之罪论呢？杀良冒功为本朝武将之大忌，琦善虽是文臣出身，但既为总督亦当行武将事。周学士，纵容军士杀良冒功的主将当以何罪论呢？”
周祖培那是比猴子还机灵的一个人，不用点就透，马上高声回答：“按律当斩。”
“朕记得，琦善虽非正途出身但朕之皇考念其有才学、敢任事屡屡委以重任。即便他在道光二十年兵败广东后，皇考为重新起用他，乃以用人不察自责，以为其开脱。可琦善不思悔过，之后驻藏、治蜀皆无功，今又犯此大错。如此不争气的臣子，朕留他何用。”
“皇上息怒！”殿内众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齐声道。但之后就没人言语了，琦善虽然有罪，但杀几个化外生番这样的罪对于总督级别的官员来说，最多就是官降一级，被皇上数落两句顶天了。但军机、御前两班大臣都不站出来求情，一则是琦善官声不好，而且没有和中枢的大臣们共过事；二来大家都看出兆华是故意要把琦善往死里整，而绝非单纯说气话。此时如果出来给琦善求情，结果只有两个：不是自己下不来台就是让皇上下不来台，而无论那个结果都是自找苦吃。
“载垣，朕记得道光二十一年查抄琦善家产时，抄出数万亩的地契，可有此事吗？”
“回皇上，确有此事。不过后来大行皇帝念他多年在外任事，颇为不易，将查没的田产、宅院都发还给他了。”载垣道。
兆华知道琦善被抄出两万多亩地契，宅院房契一大堆，但却并不知道后来又如数退还给他，这下更坚定了兆华查抄琦善家产的决心。
“虽说琦善当了不少年的封疆大吏，可也不至于聚敛如此多的田产吧。”兆华明知故问了一句。
“据微臣所知琦善官声素来不好，在河南巡抚任上曾经因强夺一处店面而闹出了人命……”周祖培已经看出琦善在劫难逃，干脆顺着兆华的意思来个落井下石，把有关琦善的一些小道消息添油加醋的全说了出来。
这些小道消息兆华也是头一次听说，心中暗想，“看来琦善和这个大清朝一样只会法术而不懂治术，真不知被他冤枉和坑害的好人会有多少。道光这老头也真是有眼无珠，竟然视这等人渣为宝贝，还屡次起用。只是不知道琦善又当了几年的封疆大吏家底是否更厚实了。”
“传旨，琦善以杀良冒功罪斩首，家产充入户部，家眷典卖为奴。”兆华边想，边掷地有声的下了圣旨。
收拾完琦善，兆华心里无比的感慨，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于是默默的念道：“关天培关大人，陈连升陈大人，虎门炮台上的先烈们，今日小子为你们报仇了，你们的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
以兆华对历史的了解，在晚清的“卖国贼”里，琦善属于比较名副其实的一个。然而若仅依据教科书和电视剧中那些以“合理”想象为基础的脸谱化描述，就得此结论，未免让人贻笑大方。历史上的琦善绝无通敌之举，即便卖国也属无心。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有心还是无心，卖国总归是卖国，这一点是不容置辩的。至于后世有史家为其翻案，实不足取，若足取，民族英雄林文忠公岂非愚忠哉？（注一）
《清史稿》上对琦善的总结是：“罢战言和，始发於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这句话的前半句没错，而且琦善也没错，因为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上来分析，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琦善所主张的“罢战言和”。但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满清的中国。所以琦善所卖并非满清统治者而是中国人民。
鸦片战争归根到底是由鸦片而起，尽管有良知的英国人明白这是伤天害理之举，但在巨额的利润面前，基于新教的伦理价值判断必然促使英国议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议。所以由此推论，“主抚”就是对鸦片输入的妥协，对鸦片的妥协不说卖国难道还能说成“理性的外交选择”不成。很多史料表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英国报有幻想的“主抚”策略最终的结果或许不用赔款或许不用割地，但都绕不过对中国伤害最大的鸦片问题。（注二）
道光帝不明大势，忽左忽右，结果弄得里外不是人。临到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既对不住他所代表的满清统治阶级，更对不起中国人民。
有为琦善翻案者多攻击“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一条，英国方面的资料表明，林则徐走后至战争爆发，广东清军的防御设施有所加强，所以不能说“去备”。且不说资料的可信度如何，琦善仅“媚敌”一条就足以至败，何劳他“去备”。
应该说以当时的情势，若仅考虑双方军队的战力，则清军确实很难获胜，琦善在天津曾“登上夷船”，所以也注意到这一点。但很难获胜并不是“卖国主张”合理化的理由，而且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军队的战力并非决定战争胜败的全部因素。
琦善到广东后根本看不起当地的军队，所以即便不“去备”，其对前线军事的支持和关心程度也可想而知。加上清军的战斗意志本来就不强，总督“媚敌”之下，必使军心动摇，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所以在英军密集的火炮面前清军总是一触即溃。虎门之战中，总兵关天培战死，游击麦廷章亦亡，而手下一万一千人的部队则伤亡轻微，死伤不过三百人；至于战绩则更是可怜，仅击伤英军五人。要知道，三元里的乡民们拿着远不如清军装备的镰刀斧头还打死英军五人，击伤数十人。可以设想，如果林文忠公坐镇广州，军民同心，则即便是败，也不会让英军胜得如此轻松；更何况英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若打持久战则胜败实亦未可知。
既然砍了琦善，兆华接下来关心的就是琦善的家产。琦善自己官运亨通，十八岁那年（1808年）实授五品员外郎，二十九岁就做到河南巡抚，其后虽间或革职，但很快开复。至今琦善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官，而且多是在布政使、巡抚、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的任上，即便敛财能力一般，所获财富估计都是一个不小数目。更何况琦善还有祖上的荫蔽，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正黄旗世袭一等侯爵的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帅众投附有功，封得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上百年的家业，几代人积累怕也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到底能搜刮到多少银子，在没抄家之前兆华自然是不清楚，但光那两万多亩地就差不多值四五十万两银子。兆华暗自庆幸直接抓到了这条送上门的大鱼。因为像琦善这样的封疆大吏如果不是出了大错，根本没办法查抄人家的家产。
早朝继续进行，君臣之间又处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兆华看看没什么事了，便说：“吏部尚书贾桢（恭亲王老师）、刑部尚书周祖培两位部堂留下，退朝。”
等其他人都走后，兆华开始慢条斯理的说道：“朕近日收到两道密折，分别是弹劾云南按察使崇纶和湖广总督程矞采的。弹劾崇纶的那道折子言辞中肯，语句缜密不像无中生有、道听途说之辞。贾部堂，你可先以吏部发文书召二人来京，到京城后，即可对崇纶革职交由刑部查办。程矞采到京后等朕召对完后再说。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两人异口同声的说道。
“今日朕查抄琦善家产非出于本心，琦善出为疆吏凡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是眼下粤西战事吃紧，朕实在是为军饷所迫而不得不为。你们能明白朕的苦心就行了，退下吧。”
兆华突然在最后说了句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话，其实并非真的可怜琦善，而是说给周祖培听的。以周祖培的精明，兆华估计不用点透就能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思。而事后的所作所为确实表明周部堂是一位揣摩圣意的高高手。
当斩首琦善的消息传出后，京城内外大小臣工奔走相告，齐声赞扬。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有个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奸臣，起用忠良，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王朝也会走向中兴。回想起半年前皇帝下诏革职穆彰阿的情景，臣子们不由得再次感受到新君的明察秋毫和果断行事，因此愈加对朝廷充满信心。
注一：近代史大师蒋廷黻曾为琦善翻案，其站英国人的立场上，以今人度古人，观点较偏颇。茅海建教授也否定“琦善卖国说”，但主要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进行实证，而且缩小了“卖国”行为的内涵，所以并不适用于普遍的善恶判断。茅海建教授是当今大陆学术成就极高的近代史专家，他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以大量史料还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本书后面章节会有所引用。
注二：九哲始终认为在国家利益冲突中，如果迫不得已，领土和金钱都可以用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唯独毒害人民生命，毁灭民族希望的毒品合法化问题是任何有良知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大危害并没有体现在《南京条约》和随后的《虎门条约》上，而是在于清政府对沿海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口头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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